阿树树 | 文
注意：本文有严重剧透
《三块广告牌》以领先之势成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热门候选。去年奥斯卡闹出了举办80年以来的最大乌龙：颁奖嘉宾错误宣布最佳影片是大受欢迎的《爱乐之城》，然而真正获奖的赢家却是《月光男孩》。这个不大不小的意外再次证明了奥斯卡评委们对写实题材、小成本制作、关怀人性主题文艺片的偏爱。这似乎也预示着主题占先的《三块广告牌》将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
去年奥斯卡颁错最佳影片实在让人大跌眼镜，相信今年不会有这么戏剧化的情节了。
说句题外话，今年的奥斯卡算是近几年来最为精彩的一年。九部提名最佳的影片或多或少都有些特色。严肃正统的历史题材《敦刻尔克》和《至暗时刻》，广受好评的文艺清新之作《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和《伯德小姐》，还有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以及本届奥斯卡最多提名的《水形物语》，似乎哪一部都有获得最佳影片的理由。当然，《三块广告牌》仍然占据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先机。
颁奖，说到底只是电影娱乐业的风味佐料。真正的滋味，在于影片艺术本身带给观众的感动、思索和震惊。《三块广告牌》是部相当优秀的影片，普通观众能从其中看到生活中提炼的故事、执着的人物以及美国社会的风土人情。而更让专业制作人员和资深影迷震惊的，则是编导不按常理出牌的思路，看似寻常，其中却体现出段位极高的戏剧功力。
因为导演马丁·麦克唐纳不是来自电影工业的创作者，而是戏剧舞台。他写的《枕头人》以充满悬疑的黑色风格、诡异的想象力以及主题结构的杂耍式创作，早在2004、05年就获得了英国和美国戏剧界的瞩目。随后他凭借《六响枪》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并借助《杀手没有假期》、《七个神经病》两部影片迅速确立了自己悬疑又兼有黑色幽默的艺术风格。
——当原本搞戏剧的创作人开始搞电影，这是相当可怕的。因为戏剧舞台对编导演的专业要求，迫使他的艺术水准要比搞电影的人扎实得多。更不要提这还是一个在戏剧舞台上都能站在创作前沿的艺术家。
——更可怕的是戏剧工作者学会了以“朴实”的调子来拍电影。因为戏剧舞台的高度浓缩性，使得戏剧中往往充满了主题隐喻和象征，多有非日常的元素。马丁·麦克唐纳前两部影片也是以“杀手”、“黑帮”这种离现实较远的戏剧人物来表达影片主题，还尚未脱离犯罪喜剧的常见格局。然而《三块广告牌》中的人物乍看之下完全像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这就摆脱了戏剧舞台的程式化，又上了一层境界。
所谓顶尖高手，飞花落叶都能伤人。有时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越是功力的体现。
《三块广告牌》开场像是一则来自社会新闻板块的短篇报道：一个杂货小店的女店员，责怪小镇警察对于女儿被奸杀案侦破不力，出钱在三块广告牌上书写对警方的责难。在美国崇尚个人自由的政治环境下，当电视新闻里各种示威游行的报道变成了一种常态，这故事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特别。
现实中，美国人詹姆斯·富尔顿由于女儿凯西·佩吉被奸杀案没有找到凶手，在1993年——案发两年后在洛杉矶地区数立了一系列广告牌，指责警方办案不利，并直指自己的女婿就是杀害女儿的真正凶手。这个略带悲剧色彩的新闻可视作是本片的故事原型。
广告牌上写着“斯蒂夫佩吉于1991年残忍杀害了他妻子。警方不想解决这个案件。我认为他们收了贿赂，总检察院应该调查他们。 詹姆斯·富尔顿——受害者父亲留”
导演马丁·麦克唐纳，同时也是本片编剧，虚构了一个叫Ebbing的小镇，作为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本片的英文原名就是“密苏里Ebbing的三块广告牌”。虚构地点，以避免对号入座，但州府的环境却是真实而具体的。“密苏里州”，美国保守的南方农业区，至今还有种族主义的歧视和冲突，比如2014年在圣路易斯郡由于黑人青年被白人警方击毙而引发了上千人的抗议和冲突。
可想而知，这是个民风彪悍谁都不遑多让的地区，一旦有人挑起争端，不仅不会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冲突还会步步升级。以暴制暴，似乎成了影片无法避免的结局。
导演的处理也让观众感到相当揪心，影片通篇就在一种潜在的紧张感中展开。开篇从受害者母亲的视角切入，让观众潜移默化认同了这个“事端挑起者”的逻辑和情感，而站在了和警方对立的立场。跳到警察这边，除了不温不火的警长，属下一个暴躁又有点痴呆的警员，加上他种族歧视的调调，也让观众自然而然把警方当成了滥用公权力欺压百姓的恶霸。
不得不提无论是女演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科恩兄弟的影片中多有出演并嫁给了其中一个科恩，或是男演员山姆·洛克威尔——常扮演浪里浪荡的混混，两人与角色的无比贴合都让人感到出场就确立了人物形象，抓人眼球。
影片在斗争的张力中不断发酵。大失面子的警察或劝诱或威胁，受害者的母亲却始终不为所动不肯撤下广告牌。似乎这是又一部《秋菊打官司》似的描写坚韧女性不断争取权益终获成功的文艺片。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编导迅速告之观众：警长其实已经得了癌症时日无多。这一笔相当精妙！外在压力转化为一种内心的煎熬：即使警方显得多么不堪和无能，将死之人的请求终归会让人难以拒绝。而女主角不为所动继续固执已见，似乎逐渐变成了一种残忍和过分的羞辱——从开始同情某个角色，到展现出对手的无奈，观众的同情心似乎又开始向警方这边逐渐偏移。
女主角和警察的对抗，就在这种“文明法制”的氛围中逐渐加深，甚至发展到“无伤大雅”地让牙医受了点伤。警长顺理成章把女主角关在警察局审讯，虽然双方都明白彼此醉翁之意不在酒，却仍针锋相对互不认输。
影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之一，是审讯室中警长突然病发喷血到了女主角脸上！相当意外却又自然的，两人瞬间放下了各自立场，呈现出了本能的关心和友善。无论表面上多么凶狠，两人本质上都是善良而充满同情心的，这也是相当充满人性力量的一笔描写！
影片发展至此，似乎来到一个可以和解的中点。无论怎么想，经过这一幕，警长和女主角都不再适合加深争执。下面的剧情似乎将往更和谐更温暖彼此理解的方向去发展？
然而这只是更激烈对抗前的暖场。警长由于不愿拖累家人选择了自杀，却又略带残忍地跟女主角开了最后一个玩笑：出钱帮她又租了一个月的广告牌。这就堵住了故事中最后一丝和解的可能：即使人死了，不甘示弱的女主角也不会软化立场撤下广告牌，反而更强硬地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一个死人”下的最后的挑战书。
警长死了，情节到此也让人深感意外。丢掉了主角，对抗似乎失去了靶子，又该怎么继续下去呢？剧情悄悄在这里更换了主角。傻愣愣的副手接过了斗争的枪，开场就疯疯癫癫把广告主打成重伤，又因为这样丢了警察的工作。显然女主角如果不认输，他会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
然而女主角绝不会服软。广告牌被人烧毁，她就去烧警察局报复。甚至意外把副手烧到毁容，烧成重伤。斗争仍然在无休止地加剧，两人都需要为自己的愤怒找一个出口，故事的结局到此似乎只有一种可能了：唯有某一个人的死才能解开这个结。现实生活中固执的人们往往由于一点小事造成冲突并酿成惨案，本片的愤怒在层层铺就中，已经发展到了无法缓解的地步。
在家中吞枪自杀的警察局长，为了不让妻子和孩子看到自己死后的惨状，特意在头上罩了个袋子，写着：“别打开，电话伙计们就好。”一笔让人动容的细节。
更精妙的是冲突的铺垫到此，消弭冲突的铺垫其实也在暗暗进展。副手收到警长鼓励的遗书，唤起了他心中已经被遗忘的正义感；女主角则得知烧广告牌的不是副手而是前夫，与“小矮人”的失败约会也唤起了她心中的某种羞愧。更重要的是副手似乎意外找到了疑案真正的凶手——无论是警长遗书的猜测或是女主角面临的上门挑衅，两处伏笔都精妙暗示了这个真凶就在身旁！而副手牺牲自我相当惨烈地收集证据，也让观众对这个“前警察”的正义感和职业操守感到敬佩。如果能找到真凶，故事会达到一种圆满，两人的和解看来也是顺理成章了。
木讷的警察读着局长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寻找回了正义感，却不知身后警局已经开始着火，颇有浴火重生的戏剧隐喻。
然而结尾仍然是出人意料。作为来自戏剧舞台的编导，也许不满足于惯常的大团圆结局，也许是要延续在震惊和意犹未尽中落幕的习惯。真凶没有找到，女主角和副手却仍然达成了和解，然而却是要去私自展开非法复仇……一个充满意外和悬念的结局，像是情节到此突然被掐断了，却在三块广告牌的画面中，也可以视作是与开场呼应、充满戏剧象征意义的一种结局：他们找到了一条出路，远离这个由于“三块广告牌”而彼此仇视压抑的空间，因为追查真凶的渴望而终于相互理解……至于是否是真要去复仇？两人的对话似乎暗示了都存有疑惑。也许离开了这个小镇，一切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之前看似难以抑制的愤怒其实在彼此的谅解之中，已经找到了出口。
如果把本片视为罪案片或侦探片，开放式的结局似乎过于开放了，连凶手是谁的暗示也没有。然而虽然谁是凶手是某种吸引人往下看的悬念，本片焦点却一直不在于此，而在于展示人物之间的抗争，不屈不挠又带有野蛮意味的精神力量。每个人物的行为和语言，都在关键处让观众感觉到充满个性和意外，同时又符合某种统一的人物形象。虽然拍摄手法较为平稳，但却扎扎实实创作出了有血有肉的故事和若干人物。情节自然是编撰的，人物却看起来无比写实，这体现的就是编导最高超的戏剧手法。
也许因为情节发展太过自然了，会让人以为影片的优秀之处在于演员表演或人物的个性突出，然而实际上剧本的情节转换、线索铺陈中体现出的高超戏剧手法是最让人惊叹的，每一处让人大感意外的转折，都是看似平平无奇，实则笔力万钧。
——最可怕的电影人，是拥有高超的戏剧功底却让人看不出有戏剧功底的那些人。他们从生活中提炼戏，使戏看上去就像生活。
本期编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