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一粒粟作者简介 老金作者席晓岚?编者按：席晓岚：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二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这次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重新发表，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春种一粒粟作者简介 老金作者席晓岚?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春种一粒粟作者简介 老金作者席晓岚
编者按：席晓岚：原云南澜沧县惠民农场二连知青。原文发表在《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这次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重新发表。
金秋十月，我们这些当年的北京知青集结了70余人，为纪念赴滇40周年重返云南。
离开云南37年后，终于在景洪又见到了老金。我们二连的北京知青象童话般出现在他的面前。老金微微颤抖着身躯一一和我们握手，仔细辨认着他曾经熟悉的张张面孔。在他迟疑了片刻叫出我名字的一刹那，我真有扑上去拥抱他老人家的冲动，但不行，这样会吓着他和所有在场的人。
没过一会儿大家就开始忘乎所以，又回到了当年。老金的家象过节，云茶飘香、南果如山。他的夫人不停地又剥又削，把果肉反复递到每一个人手中。老金见男生们（请不要见笑，只要是老知青聚在一起，就象当年那样分称男女）对他的水烟筒情有独钟，遂象变戏法似得一连拿出了好几个，让这些“男孩儿们”乐不可支。
老金因患有眼疾没有接受下午和我们一同赴有关部门招待宴的邀请。可到了晚上，他却和夫人亲自来到我们下榻的宾馆，让儿子用车一趟趟分批把我们接到一个看似简陋却极有特色的绝妙所在。在那低矮的长桌宴上，老金一家和我们喝着美酒叙别话旧，品尝了最地道的傣家风味。
老金是哈尼族人，个头不高，黎黑透红的皮肤，两眼略向鼻梁和眉心靠拢；也许是因为当过骑兵的缘故，双腿有些罗圈，但这并不影响他浑身散发出来的军人气息。
老金嗜酒，他成为我们连首长后不久，连里就发生了变化。一是开辟了肥沃的沼泽地种菜（原来在山坡上总是种不好），收获大有提高；二是开起了“酒作坊”，有酒就有了酒糟，不仅农场的“酒徒”们有了酒喝，连饲养员董中夏养的猪也沾了口福；记得连里好象还种过三七。当然这些都是副业，二连的主业是“经营”金鸡纳苗圃。但不管怎么说，大家艰苦的生活有所改善。
老金是1970年2月从景洪军分区调到我们二队的，那时云南的农垦改成了生产建设兵团，从此惠民农场二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七营二连。
新来的兵团领导代替了原农场军管时的军代表。大概是因为不适应更深入的军人管理，感到革命热情受到了压抑，北京学生似乎并不十分欢迎这些新来的“丘八上司们”。由于羊群效应，我自然也没把老金连长放在眼里。
初到农场时，我们二队（二连）离场部（营部）最远，因此在各队的北京学生里，我是最早当上基层卫生员的。那时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连长来前，我曾从北边的女生宿舍搬到东边的卫生室。独自居住，就宽敞一些，几个调到新建六队（富腊六连）的老同屋就把她们没带走的箱子放在我那儿，算上我的在内总共是七只箱子。连长来后，我的卫生室连同那七只箱子又搬到了连部隔壁。连部位于南边一排茅草房的最东头，卫生室西隔壁是一间杂物仓库，接下去挨着的是几间已成家的老工人的宿舍。
记忆里我从未听过老金连长称呼我的名字，他如找我，总是喊一声“卫生员”，百分之百的军人方式。
4月下旬云南水利兵团撤消，人员将分到各农场。营部要求各连队抽出一两个人去景洪接水利兵团分下来的知青。连长按要求通知我也去。我需要找个临时替我代管的人搬到卫生室来住，北京知青老翟很愿意，她想有个独自安静学习的地方，两相情愿我就把卫生室交给了她。第二天一大早儿我便随老金同其他连队的头头们加上营部的小赵医生（赵振声）一起坐上拖拉机前往景洪。
自打离开北京来到惠民，整整一年多我都没离开这高原大山，两眼整日里被红屏（红土）绿障（绿树）阻隔，当拖拉机突突地冲下惠民山驶向金色的坝区时，我的心情说不出的舒展欢快，我以为这平坦开阔的美丽地方就是通向北京的方向。
一行人到了景洪，情况发生了变化，水利兵团的人另有去处，不往下分了。来人都原路返回，只有我和金连长留了下来。老金到了景洪就象到了家，他的老连队就是驻守边境哨卡澜沧江大桥的，分别两个多月，他要到他的老连队去看望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我是他的新部下，好不容易有这“土匪”下山的机会，当然要坚定不移地跟着他。老金无奈，只好同意。
初到部队，连长向我介绍了很多人，但现在我只记得和连长年龄相仿的指导员和那个出身高干，模样清秀，名叫高云的连队卫生员。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几个战士在连队的菜地里抓到一个偷菜的老百姓，正推推搡搡，被才回连队的金连长看到了。连长问明缘由，严肃地跟战士们讲清道理，命令把人放了，并要求他们装上一筐菜送给老乡带走，指导员没二话地和连长保持高度一致。我不得不对连长刮目相看了。他在军队连里的威信，他的为人处事，他所表现出来的和在惠民二连完全不同的军队基层首长的魄力，让我感到羞愧。
第二天碧空白云，连长和指导员率领我和高云沿澜沧江边去挖草药。江边山路蜿蜒、树木葱茏、鸟语虫鸣、野草芬芳，大家兴致极好。连长和指导员边走边谈，时不时教给我们认一些药草。我和高云总在一起攀岩，他拿着小十字镐这儿刨刨那儿挖挖，嘴里“邦邦邦…”地哼着进行曲。他向我夸耀他们的连长（现在是我的连长）。当他听说，金连长在我们那儿并不十分被看好时，很不服气。我只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那么好的连长，我们舍不得，你们却看不上，你们北京学生也太骄傲了”。
这次和老金重逢，他说起当年在澜沧江边我一个人把一梭子子弹打在三米远的草地里。这个情节我不记得了，我也没再多问老金。但我想，打枪一定是我死乞百赖请求的，而为了安全起见，连长只能允许我三米远的射程。我还记得我们去了江边的傣族寨子，老乡招待我们在竹楼上喝茶。一个老伯焘（老大爷）问我“见没见过毛主席”，我说见过，那家傣人听了非常羡慕。这时的连长一脸欣悦满足的神情，好象在显示这个见过毛主席的北京娃娃是他带来的部下。
采药回来，路过“热作所”（热带作物研究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金连长不曾说话，郁郁象有心事。我很纳闷儿，“刚才还是那么高兴，这会儿是怎么了？不会是第二天要回惠民，战友情长吧，不至于啊？！”
离开景洪的那天早晨，连长带我在军分区大院里转。在一处小楼前，停着一辆堆满了书的板车。在那个缺少文艺书籍的年代，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翻看。连长轻轻地说了声“不敢动！”我只好迅速从书堆里拎起一本有关列宁的文学读物。连长阻止“不敢拿！”。我把书掖起来，理直气壮地小声告诉连长“鲁迅先生说偷书不算偷”。其实鲁迅先生未见得说过此话，我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忽悠连长。连长用一种奇怪的忧郁眼神看着我，没再说什么。
返回的长途车在公路上颠颠簸簸，金连长翻看着那本我顺来的有关列宁的书。当他合上书的时候说了句让我得意的话：“你‘弄’的这本书不错，很好”。
连长终于告诉我，他们连里一个战士的家遭了火灾，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这个战士思想包袱很重，他和指导员为做这个战士的思想工作商量了一晚上。我恍然：“噢，对了！昨天夜里很晚我出去上厕所，确实看到连长和指导员还蹲在对面楼前的水泥台阶上抽烟。我还以为他们是因又要分手，在那儿没完没了地情深话别呢。”
连长对我说：“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你帮我出出主意吧。”我问：“烧着人了没有？”连长答：“没有，没有烧着人。”“没烧着人就好。人的因素第一，只要有人在，‘面包会有的’。……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被火烧吗……”我乍着棱角侃侃而说，连长不动声色地听我说够，仍旧叹息：“可是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了，损失很大。
这个战士情绪很低，光讲大道理可能不行。”“那就批他回去探家，其他战友发扬阶级友爱捐助一下。”我觉得自己提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连长说：“部队任务紧，一时批不了假，发扬阶级友爱是可以，但毕竟很有限，挽回不了那么多的损失。你要想想如果是你被烧了，一下子什么都烧光了，你会怎么想呢？要设身处地来想。”连长还反复表示说他自己也老是想不通。……一路上就这样，不管我怎么左右开导，连长老是“想不通”。最后我也累了，甚至对老金连长不耐烦起来。
路上我们的长途车走走停停，我只要看到有水果卖，就要下车去买，准备带回连里大家享用。因为惠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工资不高钱却没处花。连长看着我买水果的贪婪样，嘴里总是说“太多了拿不动了”，可他却仍旧在帮我挑选，还抢先付了钱，最后和我一起抬上车。
车开到勐海停了下来，前面停了很多车，我们车上的乘客都下来跟在前面的人流后行进，去参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当我和连长参观完，正在路边等候时，从惠民方向开下来一辆拖拉机，停在我们面前。上面坐着的营部（场部）文书李文淑跳了下来，没等连长上前，拉住我就说“小兰，你怎么还在这，你知道你们连着火了吗？火是从你的卫生室烧起来的。…”
一下子我全明白了，我突然感到羞愧愤懑，我懊恼地吼叫一声“我早就知道了！”连长这时反而释然平静，他和场部的同志说了会儿话，了解了一些二连的近况，随后大家道别分手，各奔东西。
原来头天下午挖药回来，连长就从“热作所”（热带作物研究所）刘文杰技术员那里知道了消息。与连部相连的一排草房都烧掉了。老工人因为杂物间的缓冲得以抢救出家什财物。和连长同屋的通讯员昆明知青小段是个机灵鬼，在第一时间就抢出了自己的全部东西。那晚在连部马灯下看材料的付连长李晓卿反应很快，端起浸泡着连长衣服的脸盆就跑到隔壁，连衣带水一起泼向大火，但火苗已窜上茅草屋顶。
由于没有经验，晓卿和老翟首先想到的是抢救公家的药品，可是又大又笨的竹药架拖到门口就散架挡住了门，随后赶来的新老职工虽奋力抢救却收效甚微。天上下着大雨就象浇油，熊熊大火没过多久就把那排茅草房变成了废墟。最后卫生室里的所有东西和七只箱子全部烧光，金连长从部队带来的随身军用品也悉数化为灰烬。看来损失最大的确实是我。我只剩下身上穿的一身的确良和手腕上带的表，还有就是随身带的洗漱用具。
车又开了，我蔫头耷脑，一直到达目的地下车，没再和连长说一句话。
我和连长抬着水果向二连驻地的山顶走去，远远地看见包老六和几个老工人（所谓老工人一点也不老，他们是当地的各族青年，只是比我们早两个月到农场。）正在往新搭的屋架子上挂泥。
回到连队，老翟一见我就哭了，她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小兰儿，对不起”。我想这是谁都不愿发生的事，她也一定很痛苦，当然不能再问她，就搂着安慰她放宽心。
我把买来的水果在东边屋檐下摊开，坐下和大家一起吃，听她们讲述那天晚上救火时的情景。而连长却背着双手站在远远的地方望着我们。
我又回到北边女生宿舍和大家一起住了。开始几天我还若无其事地该干什么干什么，老金连长看我这样，就表扬：“没想到这个小兰这么坚强，烧了那么多东西都不哭，我是很佩服。”有北京学生听了不以为然，“小兰儿当然不会哭的，我们北京学生都这样。”
几天过去了，我慢慢感觉不对劲了，换洗的衣服是别人送的，穿在身上很别扭，饭碗脸盆也要借着用，不方便。想起妈妈因爸爸受冲击，工资存款被冻结，好不容易凑钱给我买的几件好看的新衣服，一件都没穿过，就没了；爸爸特意托人寄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成了金属砣；富腊六连几位同学存放在我这儿的几大箱子东西荡然无存；更让我不安的是，大火还烧掉了我擅自放在卫生室里的老刘、小侯两位技术员使用的天平和干燥器。想起这些我的心疼起来，真想哭。可又不能哭，一哭就不革命了，何况我对连长已大话出口，太丢人了。我的心情越来越坏，终于忍不住，一个人躲到苗圃地里咧开嘴任凭脸上涕泗横流地哭了起来。结果被六六（刘宝珍）发现，好歹把我劝回。
连里的女生私下传着新闻“小兰儿哭了”。连里的文书张晓虹过来关切地轻轻问：“小兰儿，你哭啦？”，正好被站在屋前土阶上的金连长听到了，只听连长在上面说：“哭怎么了？烧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大损失，我都老是想哭！”
也真是，哭了一顿后，我的心情好多了。
新泥草房盖好了，和原来不一样的是竹篾墙换成了泥墙。受灾的人都搬了回去。格局照旧，我还是在连长隔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营部老赵医生（赵渭鑫）给二连卫生室配置了一批我一直渴望的能防潮的磨口药瓶，还换了一个崭新的木制药架。和上次五队（五连）火灾的善后不一样，这次营里谢绝了其他各连的捐助，给我补助了床和新棉被，发了12尺布票20块钱。没多久连里批了我40天探亲家，我到五七干校看望了父母，回京又置办了一些生活用品，按时返场归队，受到连长大小会的多次表扬。
很快连里的各项组织工作在金连长的带领下走上正轨。一年后，连里发展了第一批知青党员。而在这时我接到了一份加急电报。经过痛苦的抉择，我告别了“金鸡纳”事业，当了建设兵团的逃兵，去投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
多少年过去了，现在的老金已年至七旬、膝下绕孙。我是初次见到他的夫人赵大姐。记得当年老金曾提到过他的妻子很漂亮。如今的赵大姐虽已年过花甲，但从她轮廓分明的白净面庞上依稀能看出她当年的风采。赵大姐指着像册上的照片给我讲解。她告诉我，老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儿子金忠时，孩子已经三岁了。老金在这没能和家人相聚的三年多时间里，有两年多是在惠民农场。我看着老照片上端庄美丽的赵大姐，不禁想起那句老话应该是“自古美人爱英雄”吧？
从我作为知青走上人生道路的起点始，至今已整整四十年，在我美好的记忆财富里，老金和惠民的往事永远是其中的珍品。
写于 2008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