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于唐玄宗天宝五年（746）三十五岁时来到长安，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离开长安，开始流亡生涯。而在长安的这一段人生，也是他由诗歌创作者向“诗圣”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天宝五年年终来到长安，起初他也是像李白刚来时那样的心态，“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没过多长时间，或许是天宝六年春天，他来长安还不足半年，走投无路的无力感便向他侵袭而来，“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从他这一段时间的作品以及那首总结他寓居长安十年心路历程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来看，他或许已经看出了这盛世背后的荒凉，于是这首作于天宝六年之后的《饮中八仙歌》便不再像我们一开始读到的那样，只是描述八个纵酒狂徒的癫狂醉态，他想表达的，或者以“诗史”的角度来看，他或许就是在刻意记录，记录下这时代的一个注解，一个有预示性的荒诞注解。于是我们想问，杜甫是在怎样一种心境下写出的这首诗？我们在初读这首看似欢乐轻松的诗篇后，能否从中观察出一点盛世中蕴含末世迹象的人物心理，能否从中读出中年杜甫无力遣悲辛的凄凉？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细细解读这首诗。
饮中八仙歌
唐代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即《长安十二时辰》里面的何监，这两句是说，贺知章喝醉酒后，骑在马上，晃晃悠悠，好似乘船一般，两眼昏花，落在井里，他却能安然睡去。从唐书本传来看，贺知章同李白几乎是一类人，“生性旷达豪放，善谈笑，好饮酒，风流潇洒，为时人所倾慕”，只是一个为廊庙宰，一个为布衣，不过这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忘年友谊，且有“金龟换酒”的佳话流传。《旧唐书·文苑传》里记载他“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这句话倒可以反过来理解就是，谈谐讽谏，不为所用，于是养闲。这倒也挺像《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何监，留恋开元盛世，怎样规谏，圣人都听不进去。后世有评家就说他“以文具来说，颇有地位；以政才来说，点缀而已”，这或许便是他真正的悲哀，他只是这盛世的点缀而已，于是只好纵酒吧。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汝阳郡王李琎酒过三斗之后方才去朝觐天子，他走在路上看到拉酒曲的车子便口流涎水，恨不能奏请皇帝把他封到酒泉去。李琎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侄子，睿宗皇帝的长孙。唐隆元年（710），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合发动政变，消灭韦后集团，助其父睿宗李旦重登帝位。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睿宗当立长子李成器为太子，但李成器认为三弟隆基兴复唐室功劳最大，遂坚决辞让太子之位，睿宗顺水推舟，遂立隆基，李成器死后也破例被玄宗追谥为“让皇帝”。这里的汝阳郡王李琎即是“让皇帝”李成器之长子。杜甫有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中描述其“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说汝阳郡王李琎长得仪表堂堂、气宇非凡，最主要的是长得像唐太宗。在封建时代，身位皇家宗室，又原本有继承之权，则会天然处于一种遭猜忌的地位，虽然他谨慎持重不与朝臣往来，但处于这样的位置，也难免会有其他想要荣华富贵的人来利用你。李琎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只能沉醉于酒中，他或许会对朝政有自己的政见，但也终而不能有意见，那就喝酒吧，喝酒总比去朝堂上遭人猜忌来的安全吧。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左相李适之每日喝酒须费万钱，他酒量深阔，豪饮起来像长鲸吸川，拿起杯子逍遥酒中自称是想退避让贤。这里面有一个典故，三国时期魏国人徐邈曾说：圣人为清酒，贤人为浊酒。这里李适之把自己比作乐圣的清酒，把右相李林甫（即《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林九郎）比作贤人浊酒，有一定的讽刺意味。李适之自己也有诗《罢相作》“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来几个。”李适之是唐朝宗室，是李世民长子李承乾之孙，天宝元年（742）代牛仙客为左相，在任相职的这五年间，李适之一直处于与李林甫的争斗中，为人宽简粗犷的他常常误入李林甫设下的圈套，以致渐渐被玄宗疏远。可以说，任左相的这五年间，他也是郁郁不得志，罢相后，与他交好的几位官员先后被李林甫设计害死，惊惧之下，适之亦于天宝六年（747）服毒自尽，杜甫这首诗写于天宝六载之后，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读到左相李适之的醉态，你还会认为这是杜甫在简单的描写几位豪饮之士的癫狂形象吗？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的美少年，他端起酒杯的时候便会睥睨一切，皎然的姿态像是玉树临风之前。崔宗之，前宰相崔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与李白关系极其之好，可以想见他也必当是一位潇洒放逸之人。在之前读李白的时候，有记载说此二人还有岑元演（即李白诗中的岑夫子），每每饮酒之后，高谈阔论，引为知己，均以对方为堪世之大才，这三人更像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互相诩为堪世大才，致君尧舜的才华却只能消磨在古道山川之间，悲哀啊，不如饮酒吧。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虽然是一位受戒之人，以皈依佛法的姿态来逃避世俗，却又极喜欢饮酒，以醉酒之态来逃避释家戒律，正如后人说的：以禅避世，又以醉逃禅。其父苏珦的唐书本传记载苏晋，任吏部选事，多有惊人之举，数进谠言，说明这是一个勇于任事又正直敢言之人。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又为何要以此癫狂之态来逃避现实。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位酒仙里我们最了解的当属谪仙李白了，杜甫描述李白的这四句也为后世传颂，是我们认识李白、概括李白人格魅力的佳句。天宝元年（742），李白的名气已经在全国流传开来，玉真公主与贺知章等也向玄宗推荐李白，玄宗皇帝读其诗赋，也生倾慕之心，便召李白入京觐见。李白时在安徽当涂一带安家，收到诏书后李白即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想此时李白的状态应该不比孟郊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低调吧。在长安期间，李白只在诗赋才艺方面得到玄宗宠幸，犹如天子弄臣，在其他达官贵族眼里，此时的李白是令人羡慕与需要巴结的，但只有李白自己知道，他只不过是皇家生活的点缀品，于是他也纵酒癫狂，天子来呼也不去，还说他自己是酒中仙。天宝三载（744），玄宗以李白“非廊庙器”为由赐金放还，由此李白再也未能踏入长安，并且其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的志向也宣告彻底破灭。杜甫作这首《饮中八仙歌》是在天宝六年之后，此时的他已与李白有了深厚的友谊，也同游齐鲁等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他已经很了解李白的内心了。二人同游之后，李白继续漫游，杜甫则来到长安想要有一番作为，旋即被现实打败之后，他在长安酒肆中听到了这酒中八仙的故事，想想当年好友在长安的样子，那么有才华的人都离开了，他看看自己，也心生悲凉。于是他以自己一双醒眼，记录下了这八位酒仙的癫狂醉态，他或许把这八位豪士当成了另一种样子的自己吧。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饮酒三杯，方使草圣之名流传，他常常不拘形象脱帽露顶于王公贵族面前，喝醉酒后，挥毫泼墨，落纸如烟。这首诗中，在形象上最癫狂的当属张旭，而我们再观察他的草书作品，便理解了他这种狂放的行为之心理原因，他或许是在试图打破一种业已成型的规矩，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规矩，还是书法艺术上的规矩，他都希望能以一种更加不羁或更加不受拘束的样子来重新塑造，这便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桀骜不驯，最主要的是，他是要将这种桀骜不驯做到极致的。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焦遂酒过五斗才能显出他的卓然不群，喝过酒之后才肯把他的那些宏见桌识抒发出来，高深的见解往往能惊倒四座。这说明他在未喝酒时是将自己压抑着、控制着的，他本是一位头脑清楚的思辨者，但不知何种原因他的身份只能是布衣。也只有与其他几位酒仙一起饮酒时，他才肯将自己的见识抒发出来。于是我们便理解了，这八位酒仙，他们真实的本性或者最原始单纯的面目，在现实中是被压制的，而美酒便是引爆他们本性的导火线，他们在酒中肆意张狂，抒发真实自我，遂成为这盛极而衰的时代里一个怪异的注解，人们好像觉得他们不正常，但好像潜意识里又非常理解他们，当全盛的时代气象渐渐变得腐臭，人们便突然倾慕于他们。
我们初读诗篇，被其中癫狂肆意的真性情所吸引，于是我们想追寻诗篇背后的故事，我们便去了解了这八位酒仙的人生境况，终于我们恍然大悟，他们本都是“想要有所作为，却终于被迫无所作为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名气、才华、地位甚至有些悬殊，但却有一点，是他们的醉态中都能体现出来的，就是他们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的乐境之中，他们想要有所作为，他们想要中兴这个疲惫的帝国，他们想要致君尧舜之上，却终于只能无所作为，于是只能纵酒，逃入醉乡才能让他们解脱。
盛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样子呢，我最想知道的是，处于这样一个封建社会的最顶端，处于那个世纪世界第一的位置，人民的心态是怎样的，那一定是一种雍容的气象，开放包容，自信非凡，能接受一切新奇事物的到来，因为他们是第一呀，他们得引领这世界的发展，也要能包容这世界上任何样子的人民，这是一种不受世情俗物约束、充满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这样的精神感染着每一位大唐的子民，他们在安史之乱把地狱带来之前，都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前程，都将金碧辉煌。杜甫或许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精神气来到京都长安的吧。只是他很快被现实打败，投门无路，人家李林甫说了，“野无遗贤”，杜甫的想要进取的路终而被奸相一句话而彻底截断。进取之心渐渐被现实的困境所消磨，初到京华时那种被盛世所震撼的懵懂也渐渐醒悟，他仿佛洞穿了末世即将到来的种种迹象，眼前是繁华美奂的盛世气象，透过这重重雾境，背后却是盛极而衰、疲惫不堪的衰老帝国，他看到了，“世人皆醉他独醒，世人皆浊他独清”，不，那八个醉着的也看到了，他们比他看到的还早，杜甫与他们一样，想要有所作为，却在“扑腾”了很多次之后终于被迫无所作为，喝酒吧，“劝君频入醉乡来，此是无愁无恨处”。
这或许就是杜甫写这首诗时的心理状态，一个醒着的，八个醉着的，模糊的双眼望过去，满眼都是盛世背后的末世迹象，荒诞不经，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断发生，他看到了，但什么也做不了，于是他只好用“诗史”的笔调来记录下这些魔幻现实的时代注解，他平铺直叙的勾勒，不带任何自己的感情色彩，像是那高山上无言的摩崖石刻，等到千百年过去了，所有的宫殿都化为了焦土、盛世时的人们也早已成云烟，这石刻还静静的刻在那里，诉说着那遥远的盛世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