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最基本、最成功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这里，我们对毛泽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古代实事求是命题相结合，做一些简要分析。
“实事求是”这个命题，是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形容作为古文经学家的河间献王刘德治经态度时所说的，即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但是这里讲的“是”并不包含现代所说“规律”的意义在内，而是指研究古代文物、文献和制度时应该注意辨别其真假、是非、对错。它原本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所以，在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成了汉学家的一面旗帜。南宋的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出了一个“即物穷理”的认识论命题，这里的“理”却具有“规律”的意义在内，并且朱熹还赋予“是”以“规律”的意义。但是朱熹却没有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个命题统一起来，所以导致清代汉学家与宋学家围绕着这两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后来曾国藩为了调和两派的斗争，将这两个命题统一了起来，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栋)、戴东原(震)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样，就使“实事求是”这个本来是考据学的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而郭嵩焘等人又将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他通过对西方的亲身深入考察之后明确指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又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从而为毛泽东将“实事求是”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的中国化命题奠定了思想前提。
根据现在公开发表的著作，毛泽东明确使用“实事求是”的命题，是在《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之后。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现我们分析一下毛泽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与“实事求是”命题相结合的。所谓结合，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改造实事求是命题；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重新解释实事求是命题。
湖南大学实事求是牌匾
其一，毛泽东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句话表明，所谓“实事”不仅是指与意识、思维相对而存在的物质，而且主要是指与主体相对而存在的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识和思维是第二性的，并且是高度发达的物质——大脑的功能。客观存在是可知的，人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过是对客观存在及其规律性的反映。只有承认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人们才会认识到“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自觉地克服“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然而，“实事”作为与认识主体相对应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完全等同于物质。这是因为，首先，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无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来说，都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作为主体的认识对象的客体来说，由于受实践条件的限制，却是相对的、有限的，也就是说它只是无限的物质世界的一个有限的部分。其次，作为主体认识对象的客体，有自然客体(包括“人化自然”和非“人化自然”)，还有社会客体。而在社会客体中，既有社会物质客体，又有社会精神客体。社会精神客体又包括精神活动客体和精神产品客体。这种情况说明，作为人们认识出发点的“实事”，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实事”也就是人类活动的一切客观条件，即“实际”。所以毛泽东在解释了“实事求是”之后，接着就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说过：“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对这段话中的“客观实际”，《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作了如下注释：“‘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时常是双关的。”这个注释是经过毛泽东审查同意的。毛泽东将“实事”与“实际”等同起来，并将人类的实践引入“实事”和“实际”范畴之中，这就不仅和考据学家们只求实证于书本划清了界限，而且与一切不了解社会实践的唯心论者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了界限。
其二，毛泽东说的“‘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表明，它既划清了与不可知论、相对主义的界限，又划清了与一切唯心主义的界限。不可知论者认为，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对主义者认为“此亦亦是非，彼亦亦是非”，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毛泽东肯定了规律的客观性也就是肯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可知性。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陆象山和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实际上是否定规律的客观性。而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则认为，“有是理后生是气”，“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他不仅将“理”视为先于“气”而存在的绝对本体，而且将客观规律归结为儒家的道德教条：“气则为金木水土，理则为仁义礼智。”所以，毛泽东在谈到规律性时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唯心主义者既然不承认物质第一性，当然就不可能从实际出发，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恰恰相反，他们的许多“理”往往都是臆造的。
其三，毛泽东说的“‘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表明，认识规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在《实践论》中，他深刻地论述了这种基于实践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过程，并且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毛泽东还把这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深化过程，生动地概括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种深刻分析，划清了与古今中外一切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的界限。他说：“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如果说，这里讲的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主要是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和当时党内一些好心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者的话，那么所谓“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说”，则包括古今中外的一切唯心沦。中国古代的唯心论，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大多只强调和重视“德性之知”(理性认识)而贬低“见闻之知”(感性认识)。就连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他虽力图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联系起来，但是终究未能解决问题。所以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曾指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贽）、王船山（夫之）、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基于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
其四，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这既表现在改造“实事求是”命题时，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强调联系和转化的思想，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方法也就是分析的方法。他说：“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
其五，毛泽东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这本身就包含了历史唯物论的内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曾明确指出，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就是要注意群众情绪、要求，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谈到“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时说：“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社会实践本来就是群众的实践，所以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在本质上统一的、相通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是彻底的、深刻的。通过这种改造，从而使这个命题不仅深入广大共产党员的人心，而且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成为他们一句最熟悉的日常用语。1961年，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重提实事求是。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毛泽东将传统哲学的实事求是命题，改造成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命题，这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最充分的肯定。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改造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这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之一。但是我们又必须指出，毛泽东在讲实事求是时，始终是停留在思想方法论的层次上，而并没有将它提高到思想路线的层次。例如，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改造实事求是命题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学风。所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在肯定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正确态度之后接着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些提法虽然十分尖锐，但都是从政治上提出的，从哲学的角度看，却始终没有超出思想方法论的层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他首先着力解决的就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不仅亲自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且运用经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改造的“实事求是”命题，反复进行阐释和宣传，从而使“实事求是”命题在历史发展中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命题的发展，在于他不是停留在一般思想方法论和言行准则层次上进行论述，而是将它提高到哲学世界观和党的思想路线高度加以论述。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又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的精髓”。尽管如我们在前面所述，毛泽东并未将“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提到哲学世界观的层次，但是我们在分析他对实事求是命题的改造时可以看出，是既包括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又包括了历史唯物论的。所以，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命题哲学意义的这种分析，是有充分的客观依据的；而通过他的这种分析，又把“实事求是”命题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本文根据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兴国2021年10月18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