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奇迹》和《我不是药神》交换一下位置，结果会怎样？
在观看《奇迹》到一半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浮现这个问题。
虽然我在之前的简评中说，奇迹与《我不是药神》的前半段高度相似。但我并不认为文牧野重复了自己。
同为现实主义题材，《奇迹》与《我不是药神》的区别在于，《奇迹》并不具备《药神》的社会批判性，而更像是大时代下一个个体抓住时代机遇拯救自我以及身边人的故事。
这样的“逆袭”，“励志”故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那么《奇迹》又贡献了什么新的东西呢？它与《当幸福来敲门》等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励志，个体奋斗改变命运的元素来说，《奇迹》中只有智能手机零部件回收、绿色产业链这个元素是有时代性的，影片也从一开始就将时间明确为2013年秋。
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2012-2013年的时候，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北京，全国一线城市包括强二线城市，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迹象。一个蓬勃的创富时代正在展开，一个新的阶层即将崛起。
而这样的故事背景让人想到另一部影片《过春天》。该片并非励志题材，但背景却高度依赖于2010-2016之间在深港两地之间利用价差携带苹果手机牟利的“水客”群体。
虽然并不励志，但该片的结尾，母女二人站到深圳的高山上眺望香港，十几二十年前那还是不可企及的存在，现在却已经可以平视。正是在影片上映的那年，深圳的GDP正式超过了香港。
而《奇迹》上映的年代多少有一点“生不逢时”，一方面因为疫情等多方面原因，这几年国民经济一直在努力提升抗击打能力和韧劲，另一方面，因为转型期的阵痛以及过往浮现的问题，大家也在整体承受着相应的代价。
在这个时候，一个阶层跃升的故事能激起多少共鸣呢？在《奇迹》上映之前，我脑海中就有这样的疑问。
关照在时代激荡下被挤到边缘的、被忽视的群体，这是《药神》已经做过的事情。这么一说，文牧野似乎“退步”了。在当下这个时代，不论是鸡汤还是鸡血，都不能唤起民众更多的热情和回馈。也许这也是大年初一《奇迹》票房不及预期的原因。
正因为此，《奇迹》的价值无法仅仅落实在“追逐梦想”、“阶层跃升”这个层面，尽管有这些元素。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不是药神》的前半段事实上很有某种“成功学”气质。
从《药神》之后，文牧野已被认为是80后最好的“命题作文”导演，《药神》的高口碑和广泛社会影响也使得文牧野有“80后导演”中领军人物之势。我之前提出近年来崭露头角的80后导演阵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牧野、郭帆、饶晓志、忻钰坤，韩延、苏伦、毕赣等。
文牧野在访谈中说，他接到这个项目时，被要求“不能有原型，不能有反派”。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的主题并非一个个人奋斗史，而是一部“深圳群像”。
这部影片真正的主角是深圳，这个被称为“希望之地”、“机会之城”的地方。这里既诞生了马化腾也诞生了三和大神，极致的财富和窘迫在这儿合二为一，让人觉得这是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也因为此，主角景浩年轻，有闯劲，脑子好，有技术，肯干，干啥成不了？所以必须给他背上各种“包袱”：母亲离世、父亲隐形、妹妹先天性心脏病，他大学辍学南下打工。因为必须要给主角的创业之路以一定的挫折感，所以房东、盗贼、台风也成了他前进路上不可缺少的障碍。
然而最有戏剧感的那个障碍，恐怕是王传君饰演的李经理。作为片中赵总的助理，李经理的作用是帮他挡掉80%的日常事务，所以景浩这样的小人物自然成了他要排除出去的干扰项。
而他最擅长的还不是从事情本身，而是从性质上，从人格上给予否定，比如“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前几年流行的“打工人”说法的绝佳反讽），“你就是好高骛远”等。
这些都是营造戏剧感的桥段，但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一个空前强调成功和奋斗的时代，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者通常都喜欢把自己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个人奋斗，而机遇、时代红利等往往被他们“轻轻掠过”了，似乎一切都是个人资质的作用。潜台词就是“你不是那块料”。
这可能来源于潜意识中的惧怕竞争者和后来者的意识。实际上，虽然一轮巨大的创富浪潮已经到了间歇期，但这种精神上的“鸡汤”或“毒鸡汤”却依然不乏市场。
而景浩集合一帮通常意义上的“边缘人”、loser，也有一种“欢乐合唱团”的气质。因此，无论是失聪女工，落魄拳手，网吧大神，老修表匠还是其他人，合在一起都有了一种喜感氛围。
因此这部电影始终洋溢着青春气息和欢乐气氛。虽然有雨夜被人赶出出租屋的桥段，但也比不上《当幸福来敲门》的威尔史密斯深更半夜蜗居在厕所被人敲门的段落来得动人。
而这也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点，它在情感上很节制，很内敛。文牧野确实有一种超出其年龄层次的定力。
而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必须是要爆发的。最后一群男女老少在电梯里欢呼的桥段，是经典的高光时刻。当然最后的CEO上台演讲也是通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身份加成。
我们并不能忘记，片中景浩实现“逆袭”的关键，是赵总给了他认可。这也是贯彻了一条通常意义上的成功哲学：成功的最有效路径就是获得成功者的认可。
因此，这部影片是非常现实逻辑的。与《药神》中的情与法的冲突不同，《奇迹》的成功建立在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和绿色经济相辅相成的经济逻辑上，但没有赵总的“大笔一挥”，“金口一诺”，主人公也不可能下决心进行这种赌局。
我想赵总在高铁上对着气喘吁吁的景浩离去的背影，就差说出一句 “他和过去的我一样”了吧。
所以，在成就逻辑上，《奇迹》类似于《中国合伙人》，类似于《外来妹》，是改开以来经济成长逻辑的进一步深化。
既然如此，这部影片既没有试图在挑战主流价值观，也没有类似《药神》那样讨论情与法的冲突等社会议题，那么它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呢？
让我们回到《我不是药神》。《药神》中的程勇，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因为父亲的治病需要，选择售卖印度治癌药来牟利。而《奇迹》中的景浩则是为了给妹妹治病，从动机上来说，都是最基本的亲情伦理价值。
而程勇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开始他就因为跟前妻关于儿子的抚养权问题起了冲突。前妻要为了孩子的发展把儿子带去国外，这又与当年的《亲爱的》中黄渤郝蕾饰演的离异夫妇一致。前妻有一句台词：“你（程勇）在我眼里就不是个男人。”这句话又与《隐秘的角落》第一集中姑父与秦昊饰演的张东升说的那句“没有野心的男人就不算男人”异曲同工。
所以，《药神》与《奇迹》的区别在于，《药神》中的程勇有强烈的阶层跃升意图，而这也是前几十年中国影视剧中的“主旋律”。对于程勇来说，影片开头的他当然是个普遍意义上的“loser”。
而景浩在深圳这样的希望之城，自身年纪不大，从动机上对于阶层跃升的渴求并非没有，但更像是为了妹妹治病的“副产品”。他的动机更多来源于母亲离世前嘱咐他的，家庭的责任感。
正因为如此，《奇迹》所依赖的情感因素和价值需求更多源于传统的亲情伦理。而最终集合一群边缘人干一番大事业，并成为“合伙人”，更是对当年的《中国合伙人》中“千万不要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开公司”的否定。
这让人想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形势的转变：从过去几年开始，阶层固化成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并逐渐接受的一个社会现实。笔者也曾多次撰文讨论过这一话题。从过去两年热映的“失败者叙事”三部曲《我是余欢水》、《重生》、《隐秘的角落》，到去年专属于失败者的平民史诗《乔家的儿女》，到年末给空巢少年和三和大神的一曲颂歌《雄狮少年》。
影视剧是社会现实的映射。当普遍的阶层固化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如何面对并应对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现实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这儿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辨析。从一般来说，阶层跃升有两种，一种是横向的，一种是纵向的。
比如我们从解放前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到如今的工业社会，GDP从落后到全球第二，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纵向跃升，是全体人普遍受益的。
另一种是横向的，比如隔壁住八十平米，我家住一百平米，隔壁一年赚十五万，我赚二十万。
改开以来，我们一开始理解的阶层跃升多来源于第一种，而之后更多来源于第二种，即“我比别人好”。
但横向的阶层跃升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零和游戏”，“我比别人好”意味着“别人比我差”，这样，在精神属性上，两者的总和在社会层面上是不变的。
但这种相互之间的差别却会造成个体心理和情绪的失衡。这些年来愈演愈烈的阶层焦虑就来源于此。
无法否认，阶层跃升的巨大需求催生了人们努力奋斗改变现状的巨大动力，但同样也无法忽视，它将整个社会导向一种竞争白热化的氛围，而缺乏退出机制和心理层面的“保险杠”等“吸能装置”，更是将人心暴露于赤裸裸的红海之中。由此造成的内卷，躺平现象，便是对这种机制的反馈与回应。
因此，《奇迹》在这一点上的“破题”显得非常的“单纯”。景浩的个人奋斗，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动机，也有野心的支持，但却没有那种被置于社会底层、抱怨命运的恨意，也没有阶层跃升后强烈的报复感。在这点上，《药神》还略有笔墨。当然这让程勇这个人物更加丰满，也让他最终导向拯救病患者的动机从“小爱”走向了“大爱”，让影片主题更加深刻。
所以，《药神》更接近于一个从“人”到“神”的传奇式故事，而《奇迹》更接近于普通人。虽然最后景浩成为CEO，更像是一种“深圳神话”或者“深圳价值”的体现，但坐在影院中的观众更多感受到的不是跃升后的快意，而更接近于小时候得到了某个心爱的玩具，或者获得了心仪姑娘的垂青的幸福感。一句话，这里没有零和游戏。
而景浩值得称道的地方，正如拆机的精细手法，以及整理操作流程的极客精神，让同行惊呼“你这是搞研究啊”。这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奇迹》的逻辑是更通俗的，更接近平凡人的，正如它的副标题《笨小孩》。正因为“笨”，所以用了一条大多数不会走的，苦而又坚定的路。正如最后的达标率百分之八十七，这更接近于“和自己赛跑”，而不是“竞争”。
而更为重要的是爱，对自己的爱，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理想的爱，对社会公义和价值的爱。
阶层跃升并非人生主题，心怀爱意方是正道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