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写了篇关于《走向共和》的人物评价，大概评价了下慈禧、袁世凯和李鸿章（历史剧《走向共和》人物评价：慈禧、袁世凯及李鸿章）。今天重读了下，感觉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有些不够全面。纵观《走向共和》全剧，论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描写我还是最喜欢王冰老师塑造的李鸿章。再联想到之前读过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更感觉李鸿章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一、来自“政敌”的评价：时势造就的“英雄”
梁启超与李鸿章曾经是政治上的死敌，当康有为、梁启超创办强学会时，梁启超还以李鸿章卖国贼的身份，将李鸿章拒之于强学会的门外，他们代表的其实是晚清两大政治集团的尖锐对立。但梁启超却为曾经的“政敌”做传，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上看，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更多的是以一个客观的角度，以一个公平心的角度来写的。李鸿章对于中国近代晚清时期的影响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每一件事都有李鸿章的参与，所以想要真正了解晚清的历史，就不得不先去了解李鸿章这个人，这也是梁启超为李鸿章立传的初衷。
其实，整个《李鸿章传》下来，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核心评价我觉得集中在下面两句话：
第一，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第二，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什么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英雄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时势的英雄，另一种是时势造就的英雄。李鸿章是晚清战乱、变革时期历史造就的英雄，李鸿章顺应历史的潮流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李鸿章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是他终究无法改变那个时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就属于这种英雄。
而另外一句中的“敬”、“惜”、“悲”与“才”、“识”、“遇”，我觉得才是对李中堂比较贴切的评价。
二、“才”之大方让人“敬”
如果李鸿章是一个庸人的话，他绝不可能做到可呼风唤雨的位置。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其才之大是不容置疑的。
创办洋务运动，组建北洋水师都可以看做是他他杰出才能的表现。
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设立，正式拉开了洋务运动序幕，主持洋务最久的官员，就是李鸿章。李鸿章任南洋通商大臣时收购了虹口机铁厂，造枪炮，并成立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后来由于国库紧张，李鸿章在办的工厂深感经费不足，便打起了“自强”“求富”的旗号，转而向矿山、铁路、工业、邮政等方面着手。1870年，他办起了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并且还和外国轮船进行竞争。他紧接着办起矿务局、织布局、金矿、电报局等，可以说，洋务运动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开辟了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李鸿章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但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的心血也付之东流。
李鸿章确实是个“实干家”。李鸿章去世后，慈禧曾向庆亲王奕昕说道：“李鸿章的能干是你想象不到的！”由此可见，“吾敬李鸿章之才”确实是个中肯的评价。
三、“识”不足方让人“惜”
1843年，李鸿章初入仕途，入京应试时作诗：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可见当时就有建功立业，兴国安邦之抱负，心潮澎湃，豪情壮志，直抒胸臆！
但终其一生，李鸿章都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员，虽然李鸿章一生都提倡富国、强兵，他的一生也都在将此付诸于实践，但由于李鸿章自身利益及局限性，导致李鸿章也做了很多的错事、做了很多的糊涂事。
李鸿章虽然有才，但是他始终无法从传统的封建文化中走出来，不能给中国带来惊天巨变洋人是用他们先进的制度打开了中国大门，而清政府还是墨守成规，不愿意做出改变。而这点当时的日本就做得很好，他们虽然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但是他们敢大胆接受外来先进制度。
李鸿章虽然一生都在致力于“洋务运动”，但终归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只是引进了西方器物，没有学习他们的制度，所以甲午海战败给了清政府眼中的番邦小国日本。他搞洋务，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意在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此外，尽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满了明显的抵御外侮思想，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认它们侵略中国的现状，而且还试图得到它们的帮助。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李鸿章的“见识不足”。但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能看的那么远呢？
四、“遇”不幸方让人“悲”
我非常认同一句话：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
李鸿章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战乱的时代，李鸿章作为一个守成者去改革与动摇自身集团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可能、也不会成功的，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加上李鸿章自身的局限性导致了李鸿章最后的失败。所以，李鸿章的“悲”源自于时代的悲剧。
李鸿章临终曾作诗曰：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从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无奈与沧桑。
梁启超曾写道：“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李鸿章曾在正史中往往被冠以“卖国贼”的帽子，但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年少不知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拔高一个好人，也不贬低一个坏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尊重历史，善待先人，毕竟我们也终将会成为历史，成为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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