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ya Satia 译/苏子滢
这篇文章从E.P.汤普森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出发，讲述了他的历史观念如何形成，以及他关于殖民主义和反殖民运动的复杂、矛盾的立场。
E.P.汤普森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曾经是殖民印度的传教士。出于对殖民主义的厌恶，他辞去工作，试图更公正地书写印度的反殖民斗争。爱德华和他结交的英雄友人（尼赫鲁、甘地、劳伦斯等）都曾真切地为反殖民斗争奋斗过，但这个精英阶层也难以避免拜伦式的英雄主义史观。爱德华认为英雄会不断涌现，为自己国家的罪恶行径赎罪，凭着崇高的姿态推动历史的演进。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E.P.汤普森既承袭了父亲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警惕，也对父亲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家长式作风和妥协的态度深感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深了E.P.汤普森等历史学家对进步史观的怀疑。然而不同于那些宣称历史没有方向和意义的史学家，E.P.汤普森认为有必要坚持某些乌托邦的立场，借此批判、挽救过去和现在的罪恶。这种态度也深受循道宗和拜伦主义的影响。E.P.汤普森和父亲一样，“都把他们对英雄行为的潜力的残留信念，用于质疑那个给他们提供了这种信念的帝国式伟人历史想象”。
和其他一些反殖民主义者不同的是，汤普森反对把整个西方与第三世界对立起来、认为西方价值已经无可救药的观点。他相信各国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并试图从英国工人阶级那里总结出一套另类的英国传统。他在去殖民化运动的背景下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似乎把英国与国际社会分隔开了。他不放弃地挖掘英国的激进传统，既是出于对本国“异议传统的革命遗产”的忠实，也透露出一种民族主义残留，以及对“普遍历史”观念的坚持。汤普森把英国18世纪的工人运动看做世界工人运动的先兆，并希望英国能在全世界的解放斗争中发挥引领作用。然而产生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却建立在印度本土工业被摧毁的基础上。使英国成为革命“范例”的历史进程，也把世界其他地区引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英雄主义的残余和反帝国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在E.P.汤普森的思想中形成一种张力。前者限制了他的历史书写的全面性，而后者，在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值得我们的更多关注。
本文原载于Aeon，作者Priya Satia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她最新著作是：《时间的怪物：历史，良心和大英帝国》（2020）。
甘地在1931年访问英国的Greenfield Mil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家要求我们把注意力从伟人转向普通人的行动和经历，从机构转向文化。这种向“来自底层的历史”的方法论转变是政治性的，当冷战在东西方鼓吹威权主义，这种方法论转变支撑着对政治、社会、智识和文化机构的民主设想。它试图纠正历史学家们习惯的家长作风，即把人民描述为“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也就是像E.P.汤普森说的那样，把人们当做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这种转变趋势很有影响力，但是“伟人史”在文化上依然有影响；在今天，未来的“伟人”主宰着全世界政治舞台，无论其形式多么讽刺，这都挑战关于历史如何发生、应当如何发生的民主设想。“来自底层的历史”成功推翻了关于伟人的幻想，却同时保留了民族的幻想作为他们经常援用的借口。重温这种观念的起源或许能揭示出它的原因。
在人们的印象中，E.P.汤普森可能是和“来自底层的历史”关系最大的人，尤其是他的标志性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尽管这本书涵盖的人物广泛，它涉及的地理范围却很狭窄。这段故事发生在英国征服世界大片地区的时代，但它几乎没有关注这一现实。而且考虑到汤普森写下这本经典著作时，去殖民化的潮流正迫使英国人与帝国伦理对抗，汤普森自己也是深深卷入此类事情的一批殖民传教士的后裔，就显得更奇怪了。汤普森的经典文本为20世纪后期最进步的英国历史构建了一个岛屿模型，这在无意中把“小英格兰”的怀旧态度——这种态度在英国脱欧事件中登峰造极——合法化了。且讽刺的是，这本书的巨大影响也赋予了汤普森本人，作为他那个时代标志性的历史学家兼社会活动家，一种相当强大的伟人身份。
是否存在一种来自底层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一个更广的谱系，能解释名为“E.P.汤普森”的这一自相矛盾的政治和智识事件？如果我们想一想应和着他的“合唱团”——他的工人阶级学生、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伙伴，以及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等欧洲前辈——画面会有什么变化吗？或者考虑到包括汤普森在内的广大民众——他们集体经历的20世纪40年代全球灾难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作为最实际、最可信的历史叙事模式的“伟人创造的进步”的观点——又会有什么变化？即使是这种临时的范围转变，也可能把汤普森从他的作品的狭隘的稳固性中转移出来。事实上是，他的“小英格兰”关注点并不是英国脱欧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也不是在英国鼎盛时期之后的一次爱国举动，甚至也不是他对国家（作为历史的天然主题）的信念的一次运作。毋宁说，这是一座僵化为智识现实的幻景。重新发现汤普森时代的左翼内部赌注高昂的全球论争，可以揭示出他对英国的专注背后的世界主义关切、这些关切带来的短期文化回报，以及长期的政治和规训成本。
英国人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于1924年在英国出生，这并非如我们设想的那样不可避免，而是偶然的，几年前在他哥哥在印度出生。他的故事是一个世界主义性的英国人发现一个地方性的、工人阶级的英格兰的故事，也让人想起上一代人，出生在印度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英国工人阶级那里寻找对英属印度的“邪恶专制”的救赎的经历。和奥威尔一样，E.P.汤普森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一位在印度的循道宗传教士和文学学者，也出于厌恶辞去了殖民地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对承袭自父母的生活方式的信念。作为入侵伊拉克的英军的牧师，他因在战火中照顾受伤的士兵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但是当英国开始殖民这个地区，违背了战时提出的把该地区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承诺时，爱德华·约翰的幻想破灭了。从那时起，他决心“明确无疑地与反叛者站在一起”，因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在耶路撒冷休假期间，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狄奥多西娅·杰瑟普（Theodosia Jessup），她是贝鲁特著名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女儿。
和许多退伍老兵一样，爱德华·约翰写了一些关于战时经历的诗歌和回忆录。但1920年后，他和西奥多西娅回到印度（他们的儿子弗兰克在这里出生）后，他的写作有了新的转变。爱德华与反殖民主义诗人泰戈尔重建了友谊，爱德华最初与泰戈尔命定般地相遇，是在1913年在泰戈尔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当晚。他的朋友圈子开始增添日益兴盛的反殖民运动的其他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圣雄甘地和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1919年的战争和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打消了这些思想家对于历史是进步的、帝国在服务于历史进步的残留的信念。爱德华最终在1923年辞去传教职责，搬到了英国，决心为印度的事业挥笔。他的印度朋友——带着纺车的甘地——会去那里拜访他。
第二年，E.P.汤普森在牛津出生，他的父母是那里的反殖民的先驱。同一年，爱德华创作了一部戏剧《赎罪》（Atonement，1924年），讲述了一位英国主人公停止对印度人施暴，选择自我牺牲的故事。最后，他又转向历史，在《勋章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al，1925）一书中，他对1857年的印度叛乱做出了修正主义的描述。他的论述建立在这样的家长主义前提上：“印度人不是历史学家，他们也很少表现出任何批判能力”，但他也向泰戈尔透露说，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个体的赎罪之举”。这本书质疑了长期以来把印度叛乱视为对全然仁慈的英国人的恶毒袭击的虚假观念，这些虚假观念有力地把英国采取严厉报复、延续殖民统治合法化了。爱德华却把这次叛乱描述为一场真正的、可理解的政治抗议的体现。《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称赞它揭露了叛乱背后的“恐怖化政策”。
E.P.汤普森
爱德华的历史介入是由他本人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责任感促成的，这种责任感又是在他的智识关系网里培养起来的。除了他的印度朋友以外，他的写作也伴随着英国的一批英雄式的同代人。他的邻居，另一位战争老兵，诗人兼古典主义者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读过他的书的手稿。格雷夫斯是著名的阿拉伯起义英雄——或许是战争中涌现的唯一一个行动的英雄——劳伦斯（T.E.Lawrence）的密友兼传记作者，格雷夫斯等人把劳伦斯与1824年为希腊自由而战（并死于败血症）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相提并论。爱德华也开始结识劳伦斯。
在这一背景下，爱德华培养起了对拜伦式作风的迷恋——一个诗人英雄，为了他所爱的受奴役民族的名义牺牲，为英国赎罪。1936年在加尔各答，他在一封写给弗兰克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战时英雄主义，他讲到有些人“被某种赋予他们使命感、使他们无所畏惧的东西擒住了”。他讲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英雄涌现，为他们的国家的背信弃义赎罪；他回忆起拜伦为希腊事业而死，思考道：“如今还能有一个个体凭一种姿态实现任何重要的事吗？”他对帝国在印度的历史的重写，体现了他拜伦式的姿态。
战后积极的大众民主文化也强化了这种观念，即认为公民必须积极限制国家权力，以确保它符合他们的意愿。劳伦斯是一位英雄，但也是战后秘密国家的典型代表。如果大众民主对公开性的不懈要求，反而使官方采取进一步的保密措施，那么爱德华则将历史学家看做活跃公民的原型，他在《印度王子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Princes，1943）一书中写道：“现在……历史学家不能只是历史学家”。在一系列关于伊拉克和印度的作品中，他把矛头指向他的政府的残暴以及用于掩盖残暴的秘密和宣传，这塑造了一种对历史学家“讲真话揭发国家”的技艺的热情信念。这位前传教士运用“赎罪”这个宗教词汇，既承认也清偿了历史早先作为帝国的话语同盟的作用。他在1943年观察到：“我们对印度历史的书写可能比我们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令人反感。
爱德华的儿子们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甘地、尼赫鲁和劳伦斯拜访过他们在牛津的家，父亲向他们传授拜伦式的英雄主义以及个体参与者在行动主义和写作方面的力量。尼赫鲁教E.P.汤普森击球。E.P.汤普森向这些印度“诗人和政治煽动家”索要邮票，他知道这些人是他家“最重要的访客”。对汤普森一家来说，像伊克巴勒和泰戈尔这样生活在历史前线的诗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作为诗人的身份，都让他们令人钦佩。汤普森一家也全都写诗（包括E.P.汤普森未来的儿子）。
爱德华的两个儿子都是世界主义者。两人都游览过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E.P.汤普森在剑桥做过一个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演讲。两个儿子都曾在国外服役。弗兰克在中东从事情报工作，1944年，他在一次受劳伦斯和拜伦启发的特别行动中执行任务（任务是联系塞尔维亚的保加利亚游击队）时被杀。他令人震惊的死亡给E.P.汤普森的一生蒙上了长长的阴影。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南斯拉夫游击队的。1947年，他指挥一个英国青年团体协助南斯拉夫人民青年团（People’s Youth of Yugoslavia）修建一条从斯洛文尼亚到萨拉热窝的铁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E.P.汤普森从小“认为政府是虚假的、帝国主义的，并认为人们应该站在敌视政府的立场上”。弗兰克的死强化了这种观点。在他父亲于1946年去世后，面对“被称为官方保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的英国反历史手段”，E.P.汤普森继承了家族的斗争，要揭露哥哥的死亡之谜，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逻辑永远与历史知识处于对抗状态”。
随着去殖民化的展开，劳伦斯的形象开始变得令左翼尴尬，他既是家长式的解放者，又是秘密的帝国代理人。尽管劳伦斯的故事和爱德华为印度所做的斗争激发了弗兰克在巴尔干半岛的抱负，E.P.汤普森却对于弗兰克是“保加利亚的劳伦斯”的说法嗤之以鼻。他父亲的自由主义——他主张统治印度而不是让印度完全独立——同样是一种妨碍。E.P.汤普森严厉地描述他：
似乎他既想用笔挑战那引起了紧急状况的帝国权力，又想向统治者保证，在紧急状况下可以指望他拿起步枪尽己所能。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说，20世纪60年代初的E.P.汤普森“为他的父亲感到尴尬”。
然而，E.P.汤普森却没有摆脱把激进斗争理解为一个忏悔的英国人与被奴役的人民的联合的理解；他是在试图创造世界历史的伟人中间长大的。在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氛围下，他把那种拜伦式的野心引向国内，把伟人史观本身颠倒过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妻子，历史学家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生活和工作，琼斯是一位绅士作风的19世纪工人运动（宪章派）的拜伦式领袖。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写道：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知识分子理解为激进运动的理论家——而不是建设者——的观点相反，E.P.汤普森为那种“十分英国式的、基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尽可能广泛的交流的激进智识实践的观念”辩护。知识分子的位置是在“斗争的‘内部’”，明确表达“下层阶级的经验和愿景”。英国社会主义中的这种拜伦式位置，也是汤普森对一种智识性的失望的回应，这种失望可以追溯至奥威尔的文章“鲸鱼中”（Inside the Whale，1940），这篇文章宣扬了一种面对全面暴力时不合作的寂静主义（quietism）。“我们必须从鲸鱼里出来，”汤普森在1978年恳切地说道。
他的拜伦主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说，他宣布他的目标是把历史的失败者“从后代人巨大屈尊下拯救出来”。这在推动他的历史工作的当代政治目标中也有所体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在工人教育协会的历史部教书，他领导了广受欢迎的核裁军运动（CND），在英国建立了“新左翼”。世界大战以及它的结局，日本原子弹爆炸，加深了E.P.汤普森对进步叙事（这种叙事把殖民主义正当化了）的固有怀疑。“我们判断的唯一标准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行为在以后的演化中是否合理，”他的书告诫我们，“毕竟，我们自己并不处在社会演化的终点。”关键是，他希望过去的“失败事业”能够带来“对我们尚未治愈的社会罪恶的洞察”。汤普森对“失败事业”的敏感让人想起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40年去世前夕的坚持的观点，即“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事情对历史来说都不应被视为失败”，本雅明也希望“被救赎的人类”能够经历“它自身的过去的完整性”。1931年，虔诚的循道宗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同样驳斥了“辉格党的历史解释”的基本思想——即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对过去的人做道德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特菲尔德强调说，历史唯一可能的意义在于“每个人格中出于平凡的目标而被视为自身的目的的事物”。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也对传承下来的历史哲学做出诊断，这种历史哲学鼓励了（正如斯特凡-路德维希·奥夫曼[Stefan-Ludwig Hoffmann]所写的）“从救赎性的未来的角度看待现在和过去”的习惯；他认为历史既没有方向也没有意义。但汤普森坚持认为，历史提供了对“罪恶”的洞见，这些罪恶在未来可以被治愈，“社会演化”也有“目标”。对他来说，重拾乌托邦的观念——一些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本质上就是无法实现的事业——对现实政治来说是必要的，正如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解释的那样，乌托邦观念允许“从一些深刻的道德承诺的角度对当下进行批判性评估”，并释放“对特定的某种未来的想象性渴望”。汤普森在以自身为目的的失败事业中翻找，试图挽救失败之物，同时也更务实地恢复那些在他的时代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观念。
具体来说，汤普森希望18世纪激进工人的创造性观念可以在英国共产党乏味的守旧主义——即主张决定论的历史观——之外，提供一种不同的替代方案。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起义的残酷镇压，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想象已被劫持，并服务于威权主义。此外，英国政府对汤普森的兄弟之死的明显纵容似乎也证实了这样一点：即便它正在海外开展去殖民化，它的举动也依然专横：“内部招募、交叉委派（cross-postings）以及意识形态和经验的交换”意味着，用于安抚海外民众、监控颠覆分子的办法，现在已经被用于规训国内的失业者、妇女和民众。激进人士威廉·克伯特（William Cobbett）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隐约注意到一个庞大的腐败体系，他称其为“东西（the Thing）”。汤普森在1963年写这本书时也关注着冷战状态，1965年他把这种状态称为“这种新东西”：军事工业和国家的“新的、截然不同的掠夺性复合体”。和他父亲一样，他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真理讲述者的角色的感知，是通过对帝国的残暴的觉察形塑的——这一次是国内的残暴。因此，尽管他的作品聚焦于国内事务，也依然是反殖民主义的。他着眼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以引领英国人走出“秘密国家”的帝国黑暗，盼望着“新左翼”或许能恢复更民主的革命机构的形式。
他童年时期在反殖民主义诗人和他父辈的战争诗人中间留下的印记，明显地体现在他对自己的职责的浪漫主义认识中，也体现在他对诗歌之于解放政治的作用的坚持上。E.P.汤普森和他的父亲都把他们对英雄行为的潜力的残留信念，用于质疑那个给他们提供了这种信念的帝国式伟人的历史想象。这样，他们就促进了一种（结合了诗意愿景的）对新历史和历史创造的想象。
这便是汤普森重建英国社会史的世界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根基。但是去殖民化的语境把他们从人们的视野中抹去了。20世纪50年代，体现英帝国权力的决定性终结的种种迹象不断积累，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就像苏联遏止匈牙利革命的时候）：入侵埃及行动的流产暴露了英国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这使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政府倒台，也粉碎了那些相信去殖民化进程或许不会让英国与前殖民地的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希望。尽管处在富裕的十年间，关于“衰落”的讨论却愈演愈烈。尽管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帕尔默·汤普森有国际主义经历和他早期的写作经历、有着这样一段家族史，《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却几乎没有论及比法国更远的地方——尽管它所讨论的激进分子也并非与英国在海外的活动无关。
尴尬，自然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在实践上更紧迫的是在这样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按照工人阶级的社群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像奥威尔在法西斯时期那样，按照（帝国）统治阶级长期夸耀的家长式价值观——重塑和挽救英国身份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E.P.汤普森的书完全是由去殖民化的背景塑造的，尽管这种影响悄无声息。从他研究的革命时代开始，国外的叛乱就一直影响着英国的激进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殖民叛乱同样冲击了英国的思想和行动主义。
汤普森的书是在对西方的反殖民幻灭的阴影下写成的。他与生于牙买加的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于1960年创办《新左评论》后不久，他就愤然退出，因为理论历史的爱好者接管了编辑部。他尤其反对杂志采取“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立场，即认为“整个‘西方’……都因其与殖民主义共谋而遭受控告”——正如他在（最近才公开出版）1963年的辞职信中所说的；这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的同一年。
E.P.汤普森肯定了在所谓的西方-第三世界的分裂中，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他提到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中的判断——法农像更早的泰戈尔和甘地那样，强烈警告人们不要“模仿”西方，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道德上和实践上显然都已破产，欧洲正“步入深渊”。尽管汤普森赞同地让步说，该文本的背景使这种观点“不仅可以理解，也无法避免”，但他依然激烈地质疑“西方什么也提供不了”的结论。他试图恢复另类的“英国”价值观——激进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努力，部分是出于反抗性的救赎精神。“对我们来说，”他解释道，“‘欧洲的局’永远不会结束”：“如果‘我们的’传统失败了……那么就该我们自己修好它，而不是草率地得出结论说“西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已经腐败得无可挽回”。他试图发掘另一个可能的英国，其价值观并不会不可避免地导向帝国。
这种激进的英国传统也是他对论辩对手们讥讽地说的“英国意识形态”的回应——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经验主义和地方主义，他们宣称，这种意识形态使英国工人阶级过于温顺和屈从，使知识分子迂腐守旧、点到为止，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E.P.汤普森沉浸在“英国人的独特处”中，这也是他给1956年的一篇关于这场争论的论文取的名字；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捍卫他们的激进遗产，即作为“异议传统”的“革命遗产”。我们知道，这些价值观也和E.P.汤普森的激进价值观一样，是在和其他传统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汤普森也知道这一点，他批评说，他的对手们假设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严密的分裂是不真实的”。但由于对英国的挽救是这场辩论的关键，这也是汤普森的重点。恢复特定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赌注巨大：押上了对英国人道主义主义和激进价值观的挽救。
尽管如此，在这种地方性的关注中，还是有一丝帝国的怀旧味道。汤普森的辞职信也辩解地重复了那种关于英帝国主义总是通往自治的自由主义虔诚。他对宗教——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循道宗——众所周知的优越感，也呼应了关于宗教如何阻碍进步的自由主义历史假设，宗教对于殖民活动也至关重要。事实上，无论他对“进步”的文化的代价有怎样的认识，他仍然对普遍历史的观念感兴趣，并假定18世纪英国的故事是即将在世界各地展开的故事的先兆。在他1967年关于时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宣称：
没有时间的规训，就不可能有工业人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力；无论这种规训是以循道宗、斯大林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它都会进入发展中国家。
他在核裁军等运动中的领导角色，也暴露了一种希望英国能在引领世界方面发挥一种伟大、拯救式的角色的希望。毕竟，隐藏在他书名的标志性语法结构中的，是他父亲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印度王子的形成》的启发。去殖民化并非一瞬间的过程，而是需要几代人。
根据他的妻子多萝西的说法，汤普森最不犹豫地宣称的对世界主义的忠诚，其实是对欧洲人民的忠诚——尽管他的家庭和美国、中东和南亚都有联系。不过，他仍然感到“与印度文化的持久关联”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他父亲对印度的支持至少补偿了他们早期对循道宗的忠诚。E.P.汤普森最终在一个既谦卑又疏远的标题，“陌生的致敬（alien homage）”中，公开宣布了这份遗产——这是他1993年出版的关于他父亲与泰戈尔的友谊的书的标题。
1976年，在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紧急状态期间，汤普森去印度进行了为期六周的重要访问，这极大地助长了他那篇尖刻的文章“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年）的激烈性，也消除了他对父亲一贯的尴尬。抵达时，汤普森受到了热烈欢迎，以纪念他父亲与已故总理尼赫鲁的友谊。他在录音中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对尼赫鲁的记忆。然而，当他看到英迪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她父亲的民主原则时，他很快就感到沮丧。更糟糕的是，莫斯科领导的印度共产党支持了她的镇压措施，乐于捏造理论抽象来把紧急状态的滥用合法化。这次访问让汤普森深感不安的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自由进步叙事的新版本——与莫斯科主导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趋同：两者都设想知识精英通过自上而下、资本密集型、技术驱动的发展，把进步强加给这个国家。在汤普森看来，这两种毫无诗意的政治设想都是粗俗的。
汤普森在一份未发表的题为“印度的六周”的文件中记录了他的印象。但1977年英迪拉下台后，他于1978年在《卫报》上描述了他的印度之行，在那里以他父亲引以为傲的儿子的身份表态，并公开羞辱那些因英迪拉是她父亲的女儿而错误地效忠于她，就对紧急状态表示支持的英国左翼。他宣称，印度“或许是对世界的未来最重要的国家”，一个无需任何人施惠的国家。他预见到印度的未来的“不可预测、创造性的事物”——只要它能避免独裁主义。他总结说：“没有哪种西方或东方的思想，不活跃于某些印度人的头脑中”——这是他十分重视，且从小就从印度思想家那里接触到的异议精神。
汤普森对后殖民世界的广泛思考见于两份未发表的文件中，这或许反映了一种有意的谦卑之举——对英国人长期以来非法地宣称要为之代言的地区保持沉默。但无论他隐含的世界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承诺，以及明确的进步目标是什么，汤普森对“小英格兰”的关注，已被证明是历史学科的一个负担，因为它对英国历史中一个高度世界主义的时代，做了相当地区化的描绘。我们现在仍在试图恢复这段故事里缺失的维度。唉，这种地方主义也纵容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组织下的狭隘的国家历史课程，助长了英国如今对帝国的健忘症。霍尔在1988年抗议道，国家的框架不能为我们服务；殖民历史使人们无法设想有固定边界和身份的特定的社区及传统。而汤普森试图赎清帝国主义之罪的过程中，对英国社会史做了狭隘的描述，这讽刺地帮助人们否定了这些跨国联系。
事实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英国在印度的活动密不可分——在印度的活动保持了对大规模生产的军用物资的高需求，并带来了英国工业努力模仿的手工棉制品。产生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业革命，同时也摧毁了印度手摇纺织机纺织业。然而，历史学家以汤普森无懈可击的英国故事为典范，几十年来徒劳地在别的地方寻找类似的情况，而那些地方的毁灭正是这段故事的开展所依赖的。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观因素，正是被形成了英国的“范例”的同一个历史进程，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来自底层的历史”的观点是，伟大史观错误地将创造历史的力量归功于非凡的英雄角色。而讽刺的是，这种观念的出现依赖于汤普森一家对于伟人凭智力劳动改变历史的能力的感知。这个家族强迫性的囤积纸张的习惯也证明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抱负和重要性的意识。E.P.汤普森对戏剧性的行动的审美和他标志性的“拜伦式”发型也是如此。他继承下来的那种由殖民主义时代形塑的对历史命运的感知，鼓励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消费者和历史作家对历史目的的理解。英国历史写作中有一个重要分支，承诺实现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救赎性的民主目的，这一目标是在与反殖民的联系和对话中形成的。如果说汤普森对地方的关注模糊了这些动机，那么联系本身的力量，以及它的开放性和跨越国境的萌芽，始终是他的激进主义的核心——这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当威权主义笼罩印度次大陆、英国急于摧毁与欧洲的纽带，回忆这种人道主义价值是很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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