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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他(回族在近现代史中的贡献)

时间:2023-11-21 03:51:21 阅读:372 作者:倦厌人生

什么叫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怎样表述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对敌?请看下面两段文字:

“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境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

“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有瓜剖豆分之患。”

以上两段文字大意为: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外敌从来不问谁是满族,谁是汉族,谁是回族,谁是蒙古族,只要是中国人统统杀戮。一个国家的人民就像一艘船上的乘客,无论谁,船毁则人亡,无一幸免,没人能独善其身。大敌当前,只有超越民族、宗教和地域的界限,汇聚全中国四亿人民的智力、财力、体力,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否则就会被人各个击破,分崩离析。

有谁能想到这样深刻的认识和真知灼见,是出自百年前的回族知识分子之口?百年前的回族知识分子何以有这样的博大胸襟和宏阔格局?这不得不从这个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说起。

回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他(回族在近现代史中的贡献)-第1张

(一)回族是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最独特的民族,是多种族结合、多文化融和的产儿。回族的种族和文化DNA(遗传基因)最复杂,回族既不能说它是外来民族,也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土生民族,它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内外多种民族和种族以神州大地为活动平台,通过不断交流、融和,在中华水土的滋养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和文化起点比较高的民族。具体而言,在人种上,回族是在唐代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东来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基础形成的“藩客”、以及后来蒙古西征、东西交通大开的条件下,大批东来的色目人(既有波斯、阿拉伯人,还有突厥各部人和中亚其他民族的人),与汉族、蒙古族、藏族、白族、傣族、满族等,不断融和而形成的。在文化上回族是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种文化基因孕育的民族,再加上职业结构的多样性,造就了回族较强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回族既有大量农民,也有相当可观的商人,更多的是亦农亦商,还有牧民、手工业者,近现代还出现了办大型工矿企业的实业家,还有较多的知识分子——从古代的儒士、诗人、词人、剧作家、医药学家、天文学家、建筑学家到近现代的教育家、报人、学者、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各类经济、金融、外贸高层管理人才、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等,各行各业,各种层次,一应俱全。

(二)回族是我国人口相对较多的一个民族,有一千多万,回族也是我国除了汉族以外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从天山南北到黑龙江畔,从蒙古草原到天涯海角,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青臧高原,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小山村……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全国两千多个县中县县都有或多或少的回族,有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其分布格局就像芝麻饼上的芝麻,星星点点——概括起来就是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

(三)回族是一个向心力很强、爱国情很浓的民族。回族人民深刻认识到,回族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祖国是回族的载体,是家园,是其栖息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民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爱祖国、爱中华民族就是爱自己的民族,维护祖国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就是维护民族利益。回族人民深深地眷恋着他们世代生息的中华热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一座古城、一条古街、一处遗迹、一块断垣、一部古籍、一张古纸、一支毛笔、一副对联、一件古董,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心血、情感、记忆、智慧和才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文房四宝、京剧、昆曲、剪纸、刺绣、琴棋书画等等中华文化元素和基因,已经深入到他们的骨髓里面。他们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守望相助、休戚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偶有龃龉和纷争,不久也能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他们深爱着这里的一切,只是有时候爱之深责之切,只是爱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们把对祖国的感情深埋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几乎不用直白的语言歌唱祖国、赞美祖国,更不习惯于空喊爱国口号,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但关键时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捍卫祖国献出一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四) 回族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大局观的民族。且不说回族自古以来为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辱,为开发建设祖国,为改革开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仅就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回族的卓越表现而言,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撼和钦佩。当时怀着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抱负而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该刊发刊词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任人宰割,晚清政府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机状况指出:“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境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回族知识分子高瞻远瞩,胸怀博大,针对同盟会成立之初提出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口号,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大团结,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主张,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有瓜剖豆分之患。”(王希隆点校《醒回篇》1990年)接着回族知识分子用回族先辈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来激励当时的回族青年,说:回族“良臣猛将代不乏人,伟业丰功,足以争光历史,流芳千古”,“今者欧风骤,美雨狂,边云急,岁月寒,愿我教青年子弟、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从学武备,负笈戎行,上而报效国家,下而援拯苍生”。 1906年,回族报人丁宝臣首创白话文《正宗爱国报》,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是比较早、且旗帜鲜明地以宣传爱国为宗旨的进步报纸。其办报宗旨中明确强调:办报的目的是要唤起“黄脸面黑头发” 的人“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以“保卫中华……万万年”。丁竹园也在《正宗爱国报》上发表题为《爱国质言》的连载文章,指出:“我们的祖宗埋在中国,我们本身生在中国,吃的中国土产,饮的中国水泉,骨肉手足亲戚朋友,全在中国,不爱中国,何能说得!”

在一种浓厚的“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氛围中和一片“排满”、“仇满”的喧闹声中,这种以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重,超越狭隘民族本位,提倡各民族大团结,同心同德,一致对外的主张,至今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充分表现了百年前回族知识分子的超凡脱俗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当时,同在日本的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后来,他逐渐摆脱了笼统“排满”的思想,提倡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他对回族也刮目相看,深情地说道:“中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转引自傅统先:《中国回教史》。)

(五)回族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总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马辰在官涌、东涌和攀石洋战役中,奋力剿防,屡建奇功,深得林则徐的的称赞。郑国鸿以浙江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他与其他官兵一道,数次击退英军,最后他与敌人血战六昼夜,身创数十处,壮烈牺牲。消息传来,道光帝“览奏为之坠泪”。在第二鸦片战争中,沙元春以天津镇标右营游击率领士兵进行大沽保卫战,身先士卒,亲燃巨炮,痛击敌舰,击伤敌军百余人,后为敌方炮弹击中,英勇就义。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平壤战场上,清高级军官左宝贵,在主帅投降、众将退逃、制高点沦陷的紧急关头,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虽身上数处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长驱直入,直逼中国的心脏北京时,清记名总兵马福禄率领甘军开赴廊坊参加了“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百余名回族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给侵略者以重创;马福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镇定自若,指挥官兵誓死捍卫京城,最后和他的族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等血洒正阳门,全部为国捐躯。

回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他(回族在近现代史中的贡献)-第2张

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领袖、早期共产党人马骏以南开学生代表身份率领演说团,奔逐于各戏院,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演说。后来,他与周恩来、郭隆真(回族)、刘清扬(回族)、邓颖超等成立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宣传进步思想。马骏以其赤诚的爱国心、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雄辩的口才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负责人,他组织、领导天津的罢市、罢课运动,并作为天津代表赴京参加新华门总统府前的请愿,当面义责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代表们的要求,拒绝签署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东北危机、华北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回族报刊《回教大众》刊登的《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一文中,一些话语堪称经典:“我们知道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的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所以一方面发扬宗教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现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回教的生死关头”。“亲爱的教胞们,我们应知道一个人决不能离开国家而生存,国家沦亡,我们绝无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要勿拘滞于宗教中的细小细节,我们要发扬宗教的真正精神,用我们信教的精神,挽救中华民族的沦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中国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有的冲锋陷阵,英勇就义,有的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有的口诛笔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冀中回民支队,在抗日英雄马本斋司令的率领下,在平汉铁路沿线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转战冀晋鲁豫边区,在六年的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出奇制胜,共歼敌3.6万,攻克敌堡、据点数百处,冀中军区曾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铁军”锦旗一面。与此同时,当时的回族社会贤达利用与中东及东南亚国家宗教上的渊源关系,组织访问团,从事民间外交,向这些国家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争取其理解和支持。如达浦生阿訇对阿拉伯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由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组成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 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组成的“南洋访问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力的配合了国内的抗日斗争。另外,当时在埃及留学的中国回族学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的正义事业,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可谓拳拳赤子心,悠悠报国情。

不难看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回族既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又懂得自己的责任。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个民族都是其中平等的不可或缺的一员,理应相亲相爱,尤其在国家危机关头,更应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共赴国难。在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全国回族同胞,积极行动起来,或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或当志愿者,或踊跃捐款捐物,全国还涌现出许许多多免费向疫情防控人员和需要的人提供餐食的牛肉面经营者,有的甚至不顾被传染的风险,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方舱医院和一些独居老人、受困儿童家里,有的积劳成疾,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怀啊!这又一次证明,这个平时不会唱赞歌的民族尽管有一些这样那样小毛病,但大事不糊涂,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国家危机关头,在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面,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是完全靠得住的!

(本文是有关部门委托课题成果的一部分,转载或引用时请注明原作者)

作者简介

马明良,西北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省委智库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和鉴定专家,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代表作有:《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前景》《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执行主编)《论回族对国家的新贡献》《论回族在哲学领域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多维视野下的回族民族特点分析》《民族因素与青海发展》《伊斯兰生态文化与回族环保意识》《回族经堂教育之得失及其出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穆斯林现代化进程》《伊斯兰生态文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两个层面》等。

回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他(回族在近现代史中的贡献)-第3张

《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马明良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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