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苦宫市也）
白居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上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馀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白居易的《卖炭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里面那位命运悲惨的卖炭老人不禁让人为之唏嘘不已。不过白居易写作此诗的目的在于“欲闻之者深诫也”，是用来批判当时的宫市现象。唐德宗贞元年间，宫中派宦官到民间市场强行低价买物，就是宫市。白居易这首诗，就是揭露宫市危害的代表作。但诗中同样隐藏有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不仅揭露了宫市的危害，而且也能让人看到历史的转折点。
首先，当然是宫市对百姓的伤害究竟有多大？这自然集中表现在“半匹红纱一丈绫”与“千余斤”炭之间的价值差距究竟有多大。不了解此就不无法了解卖炭翁被掠夺之惨重。当时绢织物一匹（四丈）的价格是八百文，米一斗的价格是一千五百文。如果是半匹红纱和一丈绫绢的，概算不过六百文，只有四升米的价格。古时以120斤为一石，一石十斗，一斗十升，四升米也就是五斤米不到。那么，唐代一斤米有多少呢？唐代并没有砝码流存至今，但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及对《唐六典》的研究，发现唐代一斤约为660克，比今天我们市斤略重。但即便如此，这点东西换不回10斤大米。并且，唐代绢纱虽然能够作为货币使用，但官方规定必须要整匹交易，这样被撕碎的从理论上说是一钱不值，即使老人能够出卖，价值也会大大降低。
烧炭是一件重体力活，老人一人绝对干不了。这千余斤炭一定是他一家人辛苦多日的成果，而他烧炭也就是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结果只换回这点东西，即使是煮成稀粥也支撑不了多久，而且还是在这样寒冷的冬天。相信当时人读了后，都会情不自禁地为老人的命运感到悲叹，同时对他及其一家的未来表示深深地忧虑。而在《旧唐书》中还记载节度使张建封亲见一个宦官在勒索了一个农夫的柴禾后，还问他索要门户钱，需诈取他的驴。农夫忍无可忍，与其对打。皇帝得知后，赶走了那个宦官，赏赐给农夫一些绸缎，但是不废宫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宫市对百姓的伤害，而且对此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可是为什么不废宫市呢？这就与后面说到的唐代中期之后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其次，老人“晓驾炭车辗冰辙”，也就是一大早就出发，估计5、6点钟就出发了；到达时已经是“牛困人饥日已高”，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左右，也就是他在路上足足走了5、6个小时。当然，长安城只有两个市场，且都是在下午才开市，其标志是敲二百鼓点。老人“市南门外泥中歇”，就是在等那二百下鼓点。而长安距离终南山很近，今天走路去也就是7个小时左右。何况当时的长安城面积比今天大数倍，距离终南山更是近得多。那这位老人知道下午开市，但驾着车还要这么早走，这是为什么？
有人以为，因为老人是弱势群体，靠近城市的树林轮不到他来伐，只能到深山中。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老人并非是因为是弱势群体才到深山里的，是因为长安缺柴，靠近长安的树林估计都被砍伐殆尽了。在唐朝著名诗人温庭筠所写的传奇小说《窦乂》中写道“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一场大雨就让首都的木柴比桂树还贵重，连车轮都没有了，可见其缺柴的程度。可以想象，终南山，也就是秦岭距离长安近的地区，应当已经看不到什么树林了。同时，“夜来城外一尺雪”（唐代一尺约为28-31厘米），即使这里有所夸张，也说明了雪极大，道路一定非常难走。在老人为家人辛苦谋生的背景之外，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此刻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带森林植被已经遭受到多大的破坏，而这将直接影响长安在未来中国历史中的走向。
第三，千余斤炭的背后是大批森林被毁。千余斤炭，至少要五六千斤树林才能烧成。而此刻终南山外围的树木已经砍伐将尽，深山中的树林也在被毁中，从中可以发现当时这一带的自然环境被破坏的非常严重。而当时长安的人口也已经到达顶峰，史载唐天宝年间统计人口，关中一带的人口达3098219口，比唐初多了一倍有余，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非在藉户口，如皇室成员、妃嫔、道士及数量庞大的驻军。要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对山林土地的掠夺性开放就不可避免。再加上唐室官僚大兴土木，导致森林面积不断缩小，再加上政府鼓励养马放羊，导致自然植被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由此又引发了一次次自然灾害，水灾旱灾交替发生。史载唐于此建都290年，水灾发生86次，旱灾发生122次，其频繁程度远超前代，更有甚者，还有蝗灾频繁发生。再加上关中交通不便，运粮及其困难。渭水河道曲折，黄河在此有三门峡之险，船只在这里倾覆得十居七八。因此，隋唐时代，一旦发生灾害，皇帝只能往洛阳就食。唐德宗之所以如此贪婪，原因之一也是政府收入锐减，当年因为赏赐不够，引发泾原兵变，他险些被杀。后来关中大灾，他一筹莫展，正好有三万斛米运至关中，他当时就拉着太子的手流泪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但自唐代以后，除了李自成短暂地以此为都外，再没有一个王朝定都长安了。这当然与唐末军阀混战时，朱温强行拆毁唐代宫殿与城市有关。但自然环境被破坏，昔日八水绕长安的景象一去不返，这里已经不太适宜成为一国首都了，更不可能承载大量的人口了。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让一个曾经带领中国走入巅峰的地区从此没落，退出中心地域，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可见，自然环境的保护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实古人是具有生态保护的概念的，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都是古老的环境保护概念。但长安作为一国的首都，其承载的功能决定了其对环境的掠夺只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被彻底破坏。今天秦岭的生态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恢复，可要破坏起来也很容易。南京的幕府山，经过几十年开矿被削低了近十米。近二十年来，停止采矿，进行恢复，但昔日的伤痕还历历在目，令人痛心。这样的悲剧，不能再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