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突然发现这篇文章和《孙子兵法》的《计》篇在思路上是相通的，只不过《孙子兵法》是孙武对战争规律的理论总结，因此《计》篇体现出更多的一般性和概括性，而《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因抗日战争的需要而作，因此《论持久战》体现出更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但是从两片文章的根本思路和观点看，有相当程度的相通性。下面，我们就对照一下这两位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对战争规律的看法，通过对照，希望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计》篇和《论持久战》的理解。
一、什么是“计”？
首先看篇名“计”的含义。我们在类似《三国演义》等战争小说中经常能看到关于“锦囊妙计”、“定计”的战争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不难提炼出“计”的大概含义，简言之“计”就是定计的一方通过筹划，确定采取一定的策略和手段，施加于对立的一方，以期实现己方的某种目的。从本质而言，篇名“计”的含义与此无异，只不过计是有高低层次之分的，有些计是战术层面的，有些计是战略层面的，孙武这里的计就是从战略层面而言的。
如果以上的解释还不甚明了的话，我们再看看《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的论述就一目了然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的中间部分有一段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这段话透露出“定计”的总体思路，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论持久战》和《计》篇非常有用。
“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解决的是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方向和目标，即：“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怎样做”和“不怎样做”解决的是中国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必须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这些策略和手段主要包括“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
至此我们就明白了，任何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计”都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必须指出方向和目标，二是必须指明为达到此目标而应采取的策略和手段。接下来我们看《孙子兵法》的《计》篇，也包含了这两部分的内容。
二、前半部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计》篇前半部分要解决方向和目标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阎勤民先生将《计》篇前半部分分为五段，其中第一段是讲战争和军事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和研究，该段实际上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因此该段不应当归入《计》篇。如此，其余四段内容编号如下：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1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1.2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1.3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1.4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上述四段的大意阐述如下：
1.1和1.2段合起来是讲：一个组织（可以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企业等等），要确定自己的方向和目标，首先需要考察其“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两方面的因素。外部环境提供了一个组织的活动的许可范围，而自身条件则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活动的现实范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海阔和天高提供了鱼和鸟的活动的许可范围，而究竟它们能跃多远、飞多高则要视它们的自身条件而定了。任何超出外部环境的许可性和自身条件的现实性的方案都是不可行的，而外部环境的许可性和自身条件的现实性所形成的交集部分则蕴含了所有可行性的方案，这个交集部分为天才的战略家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
想要正确把握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就必须善于抓出主要矛盾或者主要因素然后进行敌我双方的对比（纵向时间对比和横向空间对比）。孙武提出的主要因素是：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我们再看《论持久战》，毛泽东抓住了中日之间的四对主要矛盾：
中国 — 弱、大国、进步、多助；
日本 — 强、小国、退步、寡助。
对中国而言，第一项为劣势、后三项为优势；日本正好与此相反。大国、进步、多助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而强弱对比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据此毛泽东指出了抗日战争的方向：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评了亡国论者只看到了敌强我弱这一不利因素，而速胜论者则无视强弱对比的现实，同样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1.3段历来有多种注解，但多数不符合该篇的逻辑结构。其中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段话是孙武要挟吴王阖闾的，“你听从我的计策我就留下，否则我就离开”。孙武是谋略大师，最懂得以退为进的道理（《军争》篇讲的就是以退为进的道理），注解者解释为是孙武要挟吴王的话，真是小看了这位中国兵家的祖师爷。
阎勤民先生认为，这段话实质上是讲“计”的民意基础，笔者认为较为可信。一个组织，如果它确定的方向和目标正确，能够代表组织利益和反映民意，就会得到广大成员的接受和拥护，执行下去就必定成功，这样的目标和方向就是组织应当追求的；反之，违背民意的错误方向和目标，因得不到广大成员的拥护而必定失败，是组织必须要摒弃的。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要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号召和动员一切力量，用持久战争取对日最后的胜利。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大民意。
1.4 “计利以听”就是怎样有利就怎样来的意思。“计利”（计算利益）往往比较复杂，应当是专家的职责。在众多可选方案中，专家通过透彻的研究，最终要选择出最能体现组织整体利益的方案。毛泽东通过分析，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选择了“持久战”，就代表了对抗日战争的专家意见，是民众的主心骨。
以上四段构成了回答战略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需要通盘考虑的四方面的因素：外部环境、内部条件、民意基础、专家意见。
三、后半部分：“怎样做”和“不怎样做”
确定了方向和目标，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究竟要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手段以达成目标，也即“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计》篇后四段如下：
2.1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2.2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2.3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2.4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计》篇不是针对某一场具体的战争，因此该篇后四段没有提出具体的策略和手段，而是列出了若干必须遵循的原则。
2.1是说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对敌人而言必须具备诡诈性。有实力而装作没实力，有意图而装作没意图，近期的装作长期的，远程的装作短程的。而对方的实力、意图、时间、空间，我方则尽量要搞清楚。总之，就是要给敌方造成各种假象，麻痹敌人、调动敌人，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2.2 是说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要充分利用事物相反相成、转化发展的规律，尽量对敌人的力量造成破坏性。敌方的力量不断遭受破坏和削弱，我方的力量不断得到保护和增益，这种强弱的转化最终决定最后的胜负。
2.3 是说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对敌人要具有突发性。突发性的前提是我方在暗处、敌方在明处。敌方的优势劣势以及动态完全被我方掌握，因此我方可以有效组织力量，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对敌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2.4 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需要有预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争虽然瞬息万变、难以捉摸，但是能够正确预见战争大概的发展情况的一方无疑会占得先手，而糊里糊涂、没有计划、打到哪算哪的一方则必然会处于不利的局面。
总之，按孙武的说法,策略和手段越是体现了诡诈性、破坏性、突发性和预见性，就越是有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
我们再看《论持久战》。该篇文章是针对中日双方19世纪30年代的一场具体战争的，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非常具体的策略和手段，主要包括：“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不展开论述，只是将《论持久战》和《计》篇提出的策略和手段做一个大概的比较。
体现诡诈性的策略(对立面是要尽量掌握敌方的情况)：
1、能动性在战争中
2、主动性，灵活性
体现破坏性的策略（对立面是保护自己、强大自己）：
1、抗战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联合一切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2、战争的目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3、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消耗敌人的力量）
4、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
体现突发性的策略(对立面是自己要防备充分,不给敌人可乘之机)：
1、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2、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反转，突发性进行决战）
体现预见性的策略(对立面是要尽量造成敌人的盲目性)：
1、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2、能动性在战争中
3、计划性
以上只是笔者一些简单的见解，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孙子兵法》和《论持久战》的原文研读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