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总是对宋诗看的非常轻慢。但实际上呢？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尤其是诗学中兴之清代，言学宋诗者，百倍于唐。但自新文化运动后，时人对宋诗、乃至于对于古典文学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审美桎梏，这是非常可惜的。钱钟书称“诗分唐宋”不辨高低，认为二代诗各有千秋，或擅长于丰神情韵，或见胜于筋骨思理。即便是在宋人的眼中，认为本朝诗也不见得弱于前代，品藻论诗间，往往以本朝对标，而能别开生变，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便称“至於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唐宋诗虽千秋各有，但算起来，宋诗在草创之际，确实受到了唐代（尤其是晚唐）的影响，甚至在数十年间都在走歪路。所幸的是，宋人即有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拨乱反正；又有苏东坡、黄庭坚等元祐名家不“不蹈古人町畦”，下开千古“江西派”之盛世---------北宋诗之递变，概在于此。
西昆体与欧阳修的复古运动
元好问论诗曾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此论直为李商隐《无题》诗本事难解而叹。宋初诗坛遗承晚唐，期间声势最为浩大的诗歌流派便是以此为名的“西昆体”，田况《儒林公议》有记云：“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字之仪，大名人）、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子）辈从而效之，以新诗更相属和；亿后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又《六一诗话》记云：“盖自杨、刘唱和 ，《 西昆集 》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
《西昆酬唱集》作者十七人，以李商隐为宗，诗皆近体，竞崇典丽，因此衍生出的“西昆体”在后世风评中更是连贬带谪，欧阳修以为诗中“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石介则批其诗是：“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但确切的说起来，宋初诗之病并不能算是“西昆体”，而是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之盛行。《西昆酬唱集》之由来，是翰林学士杨亿等18人奉命编纂《历代君臣事迹》时，互相酬唱所得，后才如欧阳修所言一般岿然成风。
酬唱应制一类的诗作，本文人竞力之属，不外乎示才炫技而已。周济评南宋结社词便有类似的评价，其云“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故此，《西昆集》中诗多有“不说破”，“用僻典”之处，实为常态。《瀛奎律髓》云“凡昆体，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锦绣等以实之。”；又陆游云:“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骚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辉，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这种专雕典事的作诗风气，显然并非正路，虽不能完全认其为文字游戏，但取“多效晚唐，气格卑靡”一语评之，总不过分。
欧阳修诗集
面对这种不健康的诗坛风气，欧、苏、梅数大家欲定鼎革新，以气格相标，上追李杜，相与革新。《石林诗话》云“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又叶燮《原诗》云“尽变昆体，独倡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但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等人革新之对象，并非是《西昆集》诸公，而是因时人学效而产生的“西昆体”，就欧阳公本人，对于杨亿等人并无诟病，其《六一诗话》云：“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其雄文博学，笔力有馀，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若要平心而论。杨亿等人的《西昆集》之于宋调却有奠基之功，而“西昆体”则促为诗坛之病，也幸亏宋有欧阳诸公，能总持除弊，不使宋诗一入明诗之后辙，诗史方才能有唐诗、宋诗两座高峰。
元祐诗人与江西诗派的建立
自欧、梅、苏等人追古除弊后，宋诗至神宗、哲宗时便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繁盛的境地。尤其是元祐前后，苏轼与其门下子弟品藻论诗、相互酬唱，形成了一股非常具有时代气息的诗坛风气，即所谓“元祐体”，《沧浪诗话》云“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祐体（苏、黄、陈诸公）”；期间，影响特大之作家，要为苏轼、陈师道、黄庭坚数家。
苏轼师之在前，但就以诗论，苏轼仍算不得“当行本色”---------这倒不是说苏轼的诗不好，而是对于作诗的功夫，苏轼一如其对词对文一般，并没有下足功夫。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说的很直白，其云：“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更确切说，苏轼于诗的成就，倒不如说是“性情”的成就，《后村诗话》所谓苏轼诗“有汗漫者，有典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龛张开阖，千变万态”全是因“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赵翼所称的“至东坡益大放厥辞，别开生面。天生一枝健笔，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也是仅是因苏轼之才学、性情、天分所得，尤其苏轼七律，笔近唐人，因此缺点非常明显---------正如钱穆所言，平生波荡则诗好，生涯平淡处则次之。
苏轼身后，黄庭坚、陈师道递起。黄庭坚以“夺态换骨”之法门以为诗，出于杜律中之拗体，而加以变化而自开一体，苏轼称其诗云：“超轶绝尘 ，独立万物之表 ”；陈师道则受学曾巩，出入山谷之间，得以老杜深法，《后山集跋》评其诗“雄健清劲，幽邃雅淡，有一尘不染之气”，尤为山谷所服膺，《冷斋夜话》有记载一则掌故：余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无已。""其佳句可得闻乎?"曰:"吾见其作温公挽诗一联，便知其才无敌。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惠洪所言虽为轶事，但足见陈师道诗才之博浩。
黄庭坚《寄黄几复》诗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陈师道《送赵教授》诗云：束发相看到白头，了知公鬓不胜忧。可堪亲老须三釜，又著儒冠忍一羞。平世功名须晚节，向来旬月取封侯。北州豪杰知谁健，乞我黄淤十里秋。两诗同源而共健，声韵铿锵，黄庭坚称陈师道诗“深得老杜之法”，但黄诗更于老杜之外，更得唐人气象。
黄、陈二家成法后，宋诗方有江西诗派出。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共列25人，尊“一祖三宗”（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其势力之大，要为诗家流派第一，近言杨万里、姜夔等南宋诸公，远论陈石遗、陈三立等近代同光诸老，无一不受其熏陶影响，垂诸久远者，何止千年。
结言
龙瑜生谓：“世言宋诗，大抵以元祐诸贤为矩则；其脱离唐诗面目，而自成体格者，亦极其致于苏黄二家”（《中国韵文史》），然则，宋诗之调，却是由西昆文臣接续晚唐技法，并得受欧、苏、梅复古之矫病而得之基石，遂能有黄、苏二家分飙于宋。但诚如前文所言，真能为矩则的元祐诗人，苏轼是最学无门径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