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里面有陈独秀儿子陈延年为了实践某理论而创建工读互助社，虽然两个月后失败了，但是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行为值得学习和赞扬。
在真实历史上，不仅陈延年搞过这种工读互助社，青年毛泽东也搞过，虽然最后也是失败了。
陈延年在北京进行实践，青年毛泽东则是在上海进行实践。
1920年5月，青年毛泽东虽然依然有着乌托邦主义（大同世界）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经过北京半年之旅，也深受陈独秀、李大钊和北大氛围的影响，两种思想在脑海中激烈碰撞。
后来应彭璜之约，与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
在附近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一个月后宣告失败。
彭璜写信给湖南好友说：觉得这种工读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不能说不失败。
虽然失败了，但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深远。
为什么青年毛泽东也会去参加这个工读互助团呢？从后来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及笔记、批注之类来看，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对美国记者说的：“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大混沌。我憧憬着‘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古典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这是对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括说明。
一方面，以民主的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明显倾向为主的杂学庞收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坚定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封建主义。
这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也就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主流。
特别是康有为对早期的毛泽东影响甚大。
康有为把欧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一种以“太平世”附会“大同”的人类理想社会，他主张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产界、去家界，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祸乱之源。他主张婚姻乃“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在取消家庭以后，妇女怀孕人胎教院，婴儿出生人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人蒙养院及大、中、小各级学院；成年后由政府指派他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至老迈则进入养老院。为了解决人民生活上的困难，还设有养病院、恤贫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
康有为的这种大同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是这种理想对当时一大批渴望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1918年6月，他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便计划在岳麓山下设工读互助会，从事半工半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爱的新村。为选择地点，他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因朋友中多数不能久在湖南，他亦有北京之行，故“事无成议”。
1919年春，青年毛泽东又重新拟就了一个十分详细周密的岳麓山附近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即《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上，以实现“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
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青年毛泽东描绘到：“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均在照片里
这种乌托邦主义（大同社会）的理想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亦有相似的体现。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语是敲门砖，不可不将它学通，现在每天读一些英语，要是能够有恒心恒行，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想门门都涉猎一些。……对于文字学、言语学，我都想研究，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新闻，只这3科，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思想，或是一类学说，都需要有这三个条件，没有则便是附庸因袭，不是创造和革命，我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特久。我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所以到了晚年，毛泽东曾多次回忆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当时的农民合作社追求“一大二公”，被毛泽东认为是寻求农民的彻底解放，把农民变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途径。
1958年，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农村视察的时候，对幼儿园、幸福院、食堂、医院都表现了很大的兴趣，每到一地，总是和幸福院的老人们“亲切地握手致意”，追根溯源，足见乌托邦主义（大同世界）对毛泽东的影响甚为深远，堪称陪伴一生。
这也说明了乌托邦主义（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其实有很大的内在联系，所以不管是陈延年还是毛泽东最后都必然变成坚定的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