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说起如今藏族人民脸上“高原红”的独特印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一方面是环境适应性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将时间轴往前拨动，就会发现这一自然结果当中，同样蕴含着极为深远的文化因素，这便是先民对于朱砂与赭石的运用传统。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对于动物、植物、颜色的认知，通常是基于一种相关的联想模式，而这正是巫术的原理，而颜色正是符号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看到红色，会联想到血液，进而会是死亡；当然太阳的光芒也是红色，所以红色又承载了光明与生命的特性。
血色黄昏
而先民则从猎物中、从同伴和亲人失血而死的自然现象中，看到了这样一个颠倒式的经验总结：血液才是生命的主宰，血液流失人就会死掉，自然也没有了灵魂，所以灵魂的表象，就是这鲜红的血液。
但是，人们又发现血液并不能始终保持鲜红，于是便寻来了赤铁矿粉或者朱砂之类的红色，来试图代替鲜血。血，是灵魂的颜色，这便是原始先民对于朱砂这类血液替代品的最早理解，它诞生于“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意识观念之下。
朱砂葬（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
“尚红”习俗在中原地区是一脉相承，从最早的山顶洞人开始，便把赤铁矿撒在死者周围，以象征灵魂的永生，再到直接以红色施于人骨之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染骨葬”（大汶口文化曲阜西夏侯墓地，三分之一骨架上遗留朱红色），以及在珍贵的器具之上涂朱（江苏新沂花厅M109磨制穿孔石斧），用以随葬死者，这些都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自然延伸。
然后，让我们把视线重新转移回到青藏高原，拉萨曲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被涂红的打制石器，反观中原地则多在磨制石器上进行涂红。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即便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但磨制石器所占的比例依旧很少（8.8%），大量的打制石器才是他们惯用的生产、生活工具。
拉萨曲贡遗址出土涂红打制石器线图
当然，在石器当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出土了大量的研色盘和研色棒，因为这可能正是后世吐蕃人“赭面”习俗的最直接证据。研色盘为扁平砾石制成、研色棒则要么是棒形要么是球形，两者结合起来使用便可以进行红色颜料的研磨，因而在这些石器表面沾满红色。光研磨也不行，还要有盛放的器物，所以还会有小陶瓶专门来贮藏，瓶形为鼓腹长颈小口，内壁同样沾满了红色颜料。
研色盘和研色棒
（二）赭面，遮不住的高原红实际上，如今我们在藏族同胞脸上能看到的叫做“高原红”，但在西藏的早期历史吐蕃王朝时期就应该叫做“赭面”了，当然，两者一为自然形成，一为文化传统，但的确存在某种关联。而关于“赭面”的汉文记载，最早见于新旧两《唐书》。当时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公主恶其人赭面”，于是松赞干布便“另国中权且罢之”。说明，吐蕃当时的确“赭面”之风盛行。
高原红
那么，吐蕃“赭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妆容呢？考古材料得以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印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青海省德令哈果里木吐蕃墓中棺板上的彩绘图案。其中共见有人物形象42例，其中面部有“赭面”者就多达34人。
吐蕃赭面妆容各类式样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吐蕃“赭面”习俗在妆容上有着两个极为典型的特征：
1.面部皆涂朱红色，或为朱砂、赭石类矿物颜料的自然色
2.以面部眉心、鼻梁和下颌为中轴，呈完全对称的规律性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什么？何以在吐蕃王朝时期，成为“国中”极为流行的妆俗？我们认为，这种习俗可能来源于被吐蕃兼并的雄踞于青藏高原西部的古国“象雄”（羊同），它在《隋书》中则被称为“女国”。
“女国......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
而这种“以彩涂面”习俗或许能从人类学家那里得到很好的解释。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梅尔文·C戈德斯坦曾经对西藏西部游牧民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调查，在其《藏西游牧民》中对“赭面”习俗做了详细观察与记述。
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藏族妇女将奶渣不仅当做零食，甚至还将其煮沸制成涂脸用的赭汁（藏语称为“多甲”），一部分会立刻使用，另一部分则会用铁皮或者羊皮小盒存放起来，下次使用时在其中加入少量水，重新加热至稠浆状即可。
高原红与防晒品
牧民认为，这的确是一种极好的防晒护肤品，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作为美容的化妆品。女性从10岁左右开始使用，尤其是那些待婚的女子，用的更加频繁。而这种“奶渣妆”的装扮方式，也包括面颊、眉梢和额心等处，与德令哈果里木棺板上的“赭面妆”如出一辙。
以羊毛和铜镜以及奶渣进行装扮的藏族姑娘
可能正是因为大环境的原因，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不仅缺少可以防避阳光的林木或固定建筑，此外日照和风速也较河谷低地格外强烈，所以面部的防护自然成为重中之重，而牛羊又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奶渣资源，故而这种原先以朱砂进行“赭面”的习俗，也在现代生活中悄然改变了面貌，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三）千里之外，大唐时世妆有这么一种推测：即“以彩涂面”习俗最初应该是在“女国”、“象雄”、“苏毗”等部落文化区内起源的，而后在吐蕃时成为了古代西藏一种较为普遍的习俗即“赭面”。
而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后，随着政权的大一统以及佛教文化的兴盛，这种“赭面”也作为文化符号的一种向外输出，随着吐蕃实力的扩张，不仅到达了吐谷浑部以及河西地区，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也曾一时风靡这种“赭面”妆。
白居易有诗歌《时世妆》，对此有着十分形象的描写：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尹川中，心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显然，即便是作为外行的白居易也看出来了，这种流行于长安城内外的“堆髻赭面”并非华夏之风俗，而是一种域外文化的传入。而所谓“斜红不晕”的样式，正与吐蕃“赭面”中的“斜红”（面颊两侧涂抹对称的斜条状红彩）几乎完全一致。
新疆阿斯塔纳唐墓绢画
实际上，这也证实了这么一点可能的事实：在100多年前，曾引发文成公主“恶感”而被松赞干布明令禁止的“赭面”，实际上从未断绝反而影响深远，在百余年后竟然风靡长安城内外。所以白居易才如此感叹，只有当“赭面”妆流行于长安之时，自己才对遥远神秘的西戎之风“有幸见之”。
结语：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同胞的灿烂文明，在唐蕃时期频繁互动，战争、和亲、会盟也让双方的文化因素交流加速，促进了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风貌之间的流转与融合。
参考文献：
1.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J].西藏研究.1990.12.
2.李永宪.《吐蕃“赭面”习俗再观察》[J].考古学研究.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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