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母亲是年画迷妈。 大集在俺村东南边，离村子8里，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我记事起，每年到了腊月，妈妈便会去集上买年画。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一般会带着我去，一方面是买年画，另一方面，母亲也是想到集上给儿子开点小灶。 卖年画的地方与卖炮竹的摊位离得很近，往往是集上最热闹的地方。有的摊主把年画放在一个大长木板上，也有的人就没那么讲究，只要没雪或不湿，就在眼目前的地上铺块草帘子和破布，把年画直接摆在上面。妈妈在买之前，一般要货比三家，那个摊的年画全，种类多，价钱便宜。她就会到那个摊上去买。 领袖象是必须买的，母亲知道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她不是个忘本的人，过去那一代人常说一句话：吃水不忘掏井水。在她朴素的思想意识里，毛主席是高于一切的，她会盯着毛主席画像，长时间端详，反复挑选，她选的最多的是毛主席穿中山装的头像，她认为领袖画像一定要选端庄的。不过在文化革命期间，她有时也挑选毛主席的全身画像，例如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长征途中，以及身着绿军装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的画像。
天地君亲师为儒家祭祀的对象，中国的祭祀源于对自然的崇拜。春节祭祀，百姓多设天地君亲师牌位供奉。天地被摆在祭祀之首，这当然与古人将天奉为主宰神灵，以地配天，化育万物而分不开的。这里讲的祭祀天地，指的实际上是祭祀法力无边的神仙。因此神仙类的年画，也是母亲必须要买的。象玉皇大帝和观音菩萨，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以及灶神财神火神门神，一个不能少。关于神仙中的八仙，母亲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饶有意思的故事，她不到一岁，姥姥常抱着她玩耍，只要她扭头看见墙上贴的那张八仙年画，母亲就会咯咯咯的笑个不停，众人都感到十分诧异。蓬莱离母亲老家只有三四十里，后人有个会掐算的人蒙了一句：＂这孩子大概跟八仙有缘＂。母亲大了知晓此事，自己当家后，干脆每年都买一幅崭新的八仙年画，贴在家中。 传统民俗类的年画，最能反映各个时期和地域的百姓生活。最常见的有喜庆热闹的渔家乐，诙谐有趣的老鼠嫁女，以及花样繁多的娃娃年画。我是70年代中期结的婚，急于抱孙子的母亲，年年买大胖小子的年画，由于我们夫妻长期两地工作，一直没有孩子。后来我们有了个女儿，那时我们己搬到烟台，新华书店先是在西大街，以后又搬到北马路新中国电影院附近以及南大街，后期在大光明影院西边又冒出一个书城。不论书店在那，母亲都会跑个遍，一买就买一大摞大胖闺女的年画，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幅：一个扎着小辫的俊气小姑娘，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她的四周全是盛开的荷花，前面还有一对色彩艳丽的鸳鸯，妈妈喜欢这幅年画，说她的孙女儿眉眼真象这个小闺女，她把这张画贴到她的卧室里，一贴贴了好几年。娃娃年画往往构图饱满，手法夸张，呈现的画面则十分温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 母亲买年画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两样差不多的年画在一起，那就要看那个年画更出彩，承载着更多过年的元素。都是婴孩嬉戏的年画，她买的往往是众多孩子在母亲和大人的带领下，在一起拜年，放鞭炮，看灯会的年画，因为相比之下，这些画面会更五彩缤纷，更能传递出年的习俗和喜庆元素。 戏剧年画属于文艺类年画，基夲主题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京剧惯常称戏为＂出＂，故用京剧为主的戏曲改编的年画又称戏出年画。母亲挑选戏出年画格外用心，她通常买的有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空城计，玉堂春，三英战吕布，五虎将，群英会，岳飞枪挑小梁王等。闲暇时母亲还愿意唱两句，象哼几句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母亲也会买别的剧种的戏出年画，例如黄梅戏中的天仙配，昆曲的十五贯，越剧里的西厢记，梁祝等。吕剧是山东的地方戏，在胶东一带农村，春节常演吕剧，象墙头记，王小赶脚，李二嫂改嫁等，母亲买的也不少。而且母亲还愿跟着溜。母亲共姊妹三个，姊妹三个都是公认得出挑。有一次过年，二个姨也来了，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人一个装婆婆，一个演媳妇，一个当小姑，有板有眼的唱起了小姑贤。 中国年画，是人们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也是百姓眼中，最喜闻乐见，最接地气的一种艺术门类。在一定程度上，年画反映了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脉胳。同时，有着时间与空间属性的年画也是挂在墙上的教科书，一幅年画一段历史，一幅年画一个故事。母亲曾给我讲过她喜欢年画的原因：因为家里穷，母亲没有上过学，她不识字，她说自已有很多东西，很多知识和礼仪，是通过贴在墙上的年画明白的。年画中的那些正邪共存，血肉交融的故事，启蒙了母亲潜意识里对人性的最初认知，教会了她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而这些传统年画中，所表现的无一例外都是人们对待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也使母亲后来在无论面对多么艰难困苦的日子时，都能做到乐观以对。正因为如此，她对年画的喜爱是从骨子里来的。她宁愿少买点吃的用的东西，也要买年画。 过完小年，年的气氛更加浓烈，家家户户要打扫卫生。母亲领着我们，把屋子里的被褥等能搬的东西都搬出来，把笤帚扎在一个大竹竿上，母亲开始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的清扫。一年未打扫了，墙面和屋角落满灰尘，有的地方还结上了蜘蛛网，母亲站在高处扫灰，我们在下边当支应。扫完灰尘后，母亲又开始揭去年贴的那些旧年画，有的年画己经撕裂，破碎，一揭就会掉下来了。那时每家每户烧火炕，一年的烟薰火燎，早把那些年画薰得如同墙面一般黢黑，象离灶口近的灶神爷，基夲看不清原来的模样，早没了灶神的威严。和大多数从贫困走过来的人一样，母亲对所有东西，即使沒有用的东西，也不肯轻易当废物扔掉，她会小心把揭下来的年画卷到一起，放到棚子里归置妥当。
一切收拾完。就要贴年画，母亲做事讲究先来后到。先贴的是毛主席画像，作为人民大救星的毛主席画像贴到堂屋的正中央，堂屋是家里平日坐着拉呱，商议事的屋子，也是接人待客的地方。而后要贴神仙类的年画，神仙类一般选在一间空屋，无人居住。因为图的是清静，客人来拜年要往这个屋子领，以方便人们磕头作揖，行三叩九拜的大礼。 妈妈贴年画，除了讲顺序，还不乏仪式感。母亲生大姐时，由于用凉水洗尿布，从此双手落下关节痛疼的毛病，手关节肿胀，也伸不直。而且长年累月的干活，手变得很粗糙，象一双出大力的男人手，一道一道的黑色裂纹布满手掌。她在贴年画之前，会用肥皂把手洗干净。在拿到画以后，先小心异异的打开，习惯性的用袖口在画面上蹭几下，生怕落上灰。在贴神仙画时，还会双手捧画，虔诚的先作几个揖，总之仪式感十足。 除此之外，母亲也十分仔细认真，贴之前，她总是把孩子唤到旁边，为她掌着眼，年画要贴得横平竖直，歪一点，斜一点都不行。而且高度也要适中。她很少让孩子们贴，生怕他们不小心把年画撕了。靠年傍节，一旦闪失了，会令人心里产生一种疙疙瘩瘩不吉利的感觉。有时孩子们手指头脏，不小心把年画按个黑乎乎的大印子，母亲看见了，也会心疼。她蘸着唾沫星子，把痕迹一点一点擦去。屋子经新年画这么一贴，显得干净又亮堂，增色不少，喜庆之气也油然而生。每到此时，母亲会轻轻叹口气，来一句：＂一年过去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孩子在新的一年中，平平安安＂。 贴对联福字相对就简单一些，要大年三十贴，大门上贴对联或福字，粮囤贴上五谷丰登，猪圈贴上肥猪满圈，每个屋子高处都贴上一个抬头见禧小长条幅。 年画和任何东西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时代也会在年画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与特征。象六十年代开展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年画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随之不断变化。母亲喜欢英雄人物的年画，特别是部队的英雄，象董存瑞，邱少云，杨根思以及雷锋等。我记得有一幅年画是这样的：陈永贵头戴白毛巾，肩上扛着一把大镢头，后面跟着无数拿着农具的农民，那幅画红旗招展，场面宏大，令人过目难忘。还有铁人王进喜搅动油池的画面，相信当时的国人都看到过，画面同样激荡着千钧之力，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文革是一个特殊时期，年画多以阶级斗争为綱，打倒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等，也许嫌这些画太过于打打斗斗，信奉以和为贵的母亲买的不多，但她却买了大量的革命样板戏的年画，象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等，母亲都十分崇拜，母亲也非常喜欢阿庆嫂与刁德一那场智斗的戏，这张年画她几乎年年都买，这么说吧，八个样板戏我们家都贴过。 进入80年代，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而在这一阶段，各种文艺形式也开始井喷式发展。大概是1984年吧，春节前，古稀之年的妈妈还亲自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副年画：画面上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从国企下海的她在门口欢天喜地的挂灯笼，而另一个年轻人在放鞭炮，他们是在庆祝自己的首个个体经营的商店开张，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张年画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 随改革不断深入，后来发生的事却出乎了母亲的意料，年画逐渐少了，大量明星挂历一夜之间堂而皇之登堂入室，毫不客气的代替了年画在墙上的位置。这种明星挂历最大特点，是女星们衣着暴露，这引起母亲一种本能排斥。其实不光表现在这些地方，当时国内电影市场也开始红火。当时我们都已人到中年，有了自己的孩子，由于工作太忙，孩子们都放到母亲处。母亲住在三马路，常带孩子到当时东山或东风影院看电影。只要她认为电影镜头不好，例如男女接吻，或者搂搂抱抱等，母亲最常见的作法会小声喊孩子们低下头，或是直接用手把他们头按下，等电影放过了这段，再让他们抬起头来观看。 母亲确实是年画迷妈，她这一辈子，一直保持着春节贴年画习惯。她去世那年，烟台市场上年画品种很少，她知晓二姐要去济南出差，就把二姐叫回家，嘱咐她到外地替她多捎一些喜欢的年画，二姐也是为让妈妈开心，她从济南返回烟台时，半夜时分专程在潍坊下了火车，去杨家埠亲自选购了一批年画。回来后，母亲高兴至极。不顾自己年事己高，视力因白内障已很模糊，还是指挥孩子们替她贴上，这也是母亲一生最后一次贴年画。我想在母亲的感受里：年画绝不仅仅是一张纸质图片，而一定是承載着她一生沉甸甸的生活，她对自已的青春，对过往的欢乐与情感的凝望。
如今，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迎接挑战。春节也少有人贴年画了。难忘老妈手拿年画颤巍巍站在高处，如梦如幻，依稀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