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早上，斯里兰卡的华人萱萱看见，一架直升机从海面上飞过。她惊讶于这架飞机低矮的飞行高度。
她住在首都科伦坡高尔菲斯区一栋住宅的35层，直升机几乎与她的窗子平行。她拿出手机，将直升机飞行的画面定格下来。
直升机往不远处的总统府的方向驶去。未来的两个小时内，它将投掷多颗催泪瓦斯，以驱逐涌向总统府邸的抗议人群。
斯里兰卡的抗议游行，在这一天达到高潮。
14日，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宣布正式辞职。抗议者从大部分政府大楼内撤出，并进行了清扫。
但这并不是终点，造成经济危机的问题也并未解决。
一名参与抗议游行的斯里兰卡女孩告诉九派新闻，这场游行还会持续下去。
“他（戈塔）和他的家人偷了我们的钱，我们要选一个很好的人（来当总统），我认为还会有游行，因为我们的总理还没辞职，但类似的暴力事件将不会再发生。”
【1】攻占总统府
收到妹妹萱萱发来的视频时，杨萌萌刚从睡梦中醒来。
她在科伦坡四区经营着一家KTV，经常忙到凌晨。临近中午，她醒了过来，手机里涌入了大量的视频和照片。
她住在独栋公寓，这里距离高尔菲斯区有5分钟的车程。
小区如往日般安静，唯一不同的是，小区门口从未关上的铁栅门，第一次上了锁。
杨萌萌收到当地朋友发来的信息：“外面现在很乱，不要出来，所有人都聚到总统府那里。”
在距离总统秘书处约400米的香格里拉商场的5楼，华人张辉正在餐厅的露天阳台上，望着总统秘书处的乱象。
“他们冲进了总统的办公室，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高尔菲斯广场，围住了总统秘书处，喊着口号。以往，那里是接见国家领导人放礼炮的地方。”张辉说。
中午11点至下午1点，这场混乱的动荡达到了高潮。抗议者将总统的照片换成黑白色，倒立拿着。一桶脏水从总统府前的雕塑上泼下，抗议者们高声呐喊着。
人群中，有人将手放在胸口，表情悲怆。杨萌萌从当地朋友处了解到，这些抗议人士大多从距离科伦坡很远的加勒而来，开车需4个小时。
他们举着斯里兰卡国旗，徒步前来，妇女一边敲着铁盆，一边喊着“Gota Go home”。
队伍中，大多是年轻的面庞，也有年老者的身影。有人一路乞讨，也要来参加游行。
杨萌萌看到，多个月来，游行人群在总统府前的草坪，扎了大大小小的蓝色帐篷，草坪被踩踏得露出了土包。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小村落”，志愿者会分发免费的水和面包，还有急救医疗等设施。
下午2点，从事室内装修的中国工人阿宝接到公司的通知。因担心总统府人多，路上拥堵，下午不再上班，直接乘车返回科伦坡港口的员工宿舍。
在返程的路上，他看见四处都是抗议人士，还有戴着黑色口罩、配着长枪的士兵在维持秩序。
“条条大路到处站满了人，加油站的车排了好几公里，等公交车的人特别多。”阿宝回忆道。
晚上11点，杨萌萌要了铁栅门的钥匙，驱车经过总统府，她想前去看看情形。总统府被栅栏围住，帐篷里住着士兵，一名警察用泰米尔话问她是否迷路，让她离开。
“我本想过去看一眼是什么样，真像新闻里说的那样，遍地是垃圾吗？”杨萌萌说，地上有一些当地人嚼过的红色生槟榔，其余的什么也没有。
当天，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有新闻播报，一名26岁的青年死于催泪瓦斯引发的呼吸问题，议会处有军人和警察受伤。从14日中午12点到15日凌晨5点，科伦坡将实行宵禁。
张辉回忆起，爆发骚乱的那天，他第一次尝到了催泪瓦斯的滋味。
那时，他在餐厅露天阳台休息，催泪瓦斯的粉末随风飘到他的眼睛里，“眼睛很酸，一直在淌眼泪，用自来水冲了也不见好，非常难受。”
【2】悬而未决的问题
7月14日，总统戈塔宣布正式辞职。
次日，科伦坡恢复了平静。街道两旁的帐篷，很多已经撤走，有些仍留在原地，但抗议者已经离开。路上的车子仍旧稀少，加油站前，仍排着长队。
相比动荡的社会形势，经济危机带来的困扰，给斯里兰卡民众提出了严峻考验，他们承受着燃油紧缺、电力匮乏和高物价的压力。
张辉最初选择去黑市买高价油，3000卢比一升（约56元人民币），他购买了25升汽油，“太贵了”。后来，他去加油站排队购油，排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只加到了5升。加油站规定，汽车最高限额购7000卢比，摩托车是1500卢比。
“而且买油要进行登记，再去加油时，看你几天前来过，是不允许买的。像我们这些外国人去加油，还需要提供护照。”杨萌萌透露，更多的人，选择公交车出行。但公交车的班次也相应地缩减了一些，“公交车非常拥挤，这里是一侧开门，门外都站满了人，他们就攀在门上。”
为了节省燃油，杨萌萌想着去买一辆自行车。
三年前，她曾想买一辆自行车与家人去海边骑行，但因款式老旧，5000卢比一台，她便打消这个念头。这次再去，自行车已涨到160000卢比一台，还是三年前的款式。“按当时的汇率算，也是从200元人民币涨到了3000元啊。”
但更困扰当地华人的，是不景气的生意和大量的赊账。
杨萌萌的支出明显变多。KTV每天都要进行采购，物价翻了几番，牛肉从1500卢比一公斤，涨至3300卢比一公斤。
因为每天都会定点停电——一天约停3个小时，四五月时，每天约有13个小时处于停电时段，杨萌萌从中国人手里花了3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台九成新的发电机，以供应空调，并做好食材保鲜。
此外，她还想出了用优惠券和车接车送的方式，来留住客源。
但生意仍旧没好起来，她已停业数日，“三天一个客人都没有”。情况好些时，翻桌的数量也只有之前的一半。
杨萌萌还在为赊账的款项感到苦恼。有一笔3月21日的单子，顾客欠了430万卢比，没有结清。“到现在为止，我还有很多款项没有催回来，但是我听说有几个人是明天的机票要离开了，不瞒你说，我一晚上没有睡觉，凌晨4:30我还在催账。”
电力和液化气紧缺，让一些商铺都选择了关门。
还有一些店面的关闭，令杨萌萌觉得有些心酸。她隔壁是一家药店，店主常常施舍一些药物和纱布给来乞讨的人，但最近，这家店也关闭了。“他说，他自己也要生活，有四个孩子需要养，施舍不起了。”
在科伦坡之外，杨萌萌也见到了斯里兰卡人民正在经历的贫困危机。疫情后，她和其他的华人曾应中国大使馆之邀，去帮忙赠发物资。
杨萌萌来到加勒的一个农村，那些房子是混着泥和草搭建而成，有些没有窗户，“像一个洞”。孩子的父亲见他们到来，从墙上攥下一块布，围挡在身上。村子里最富有的一户人家，有一辆可以接送乘客的突突车，这是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
“如果没有了电和燃料，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该怎么生活，会等待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杨萌萌说。
【3】去还是留？
张辉、杨萌萌、阿宝仍留在斯里兰卡，他们的工作、住所都与动荡的中心相距甚近。
张辉在斯里兰卡生活了9年。他的家人大多都在在国内，女儿在墨尔本念书。
谈及没离开的原因，他表示自己有经营的餐厅，虽营业额有所下滑，但现在不适宜转出。同时，他认为斯里兰卡仍是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国家。“我在这里待了很多年，见过很多冲突和动荡，其实我觉得这次没什么。”
而阿宝的态度更为悲观。“这国家可能一时平静不下来。总统逃了，总理停职，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我也准备下个月回国。”
阿宝当初跟随熟人，来到斯里兰卡工作。他抱着想出国看看的心理，来到这里，如今已经生活快一年的时间。
从五月起，阿宝就想回国。儿子希望他能帮自己看店，女儿等他回去装修房子。但因公司的工程没竣工，他没能赶上第一批回去的飞机。“我来这一年未满，第一批6月28号包机回国，都是来了快两年的，走了一大半了，剩下的等8月吧。”
今年，是杨萌萌来斯里兰卡的第三个年头，这里几乎成了她第二个家。
2019年，杨萌萌第一次来到这座小岛。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恐怖袭击式的连环爆炸，整片土地像被推土机碾过似的，四周没有树木，一片光秃秃的景象，乌鸦在天空盘旋。沿海岸线而建的“海上火车”令她改观，坐在火车上，她看见不远处有一处白沙滩，海鸥翔集，老人悠然垂钓。
如今，杨萌萌也在思考要不要离开。
近些时日，她放在枕头下的钱包被偷了两回，最后只找回了护照，丢了一百多万卢比。她的朋友在室内遭遇了抢劫，他把电脑和钱包交了出来，最后劫匪拿走了钱包里的钱。
杨萌萌找到了一张9月回国的机票，但仍没下定决心。她的哥哥在斯里兰卡经营着一家酒店，里面22间房间，住满了回国前进行隔离的华人。
“这里有我的事业，我非常想回家，但是我不想就这么放弃我的生意，我看到斯里兰卡人民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在坚持着，我想着我也可以。”
杨萌萌说，自己的乐观，一部分是来自于她身边的朋友，“他们非常相信自己的国家。”
在KTV里，她的经理和收银员都是斯里兰卡人。
吧台收银员是一名26岁的斯里兰卡女孩。她曾来中国云南留学，中文名叫“唯一”。唯一常常与她聊起斯里兰卡的动向，聊起家乡加勒艰难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唯一提出休假的请求，她要去参加游行。
7月14日，总统宣布正式辞职的那天，唯一给她发来视频。许多年轻人身披斯里兰卡国旗，唱着斯里兰卡国歌。
歌词里写道：“斯里兰卡母亲，您赐予我们新生命，启发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直到自由胜利。”
（图片均由斯里兰卡英语教师James提供）
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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