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络上对于英语的去留态度再次起了争论。这个也不奇怪，毕竟，中国学生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学到博士毕业，到头来都听不懂老外说话，真是悲哀。不怕大家笑话，我的英语基本也忘得差不多了，大学英语四级过了之后基本上英语很难能用上了。
以前那个年代学日语的“小人书”
不过，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会说英语及其它小语种的外语那是十分抢手的，那个年代，没有翻译机，没有手机APP，全凭语言的硬功夫。而那个年代，中国刚刚经历改革开放，而大连作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比较早地能接触到外来文化和老外的城市。那个年代，大连显得很洋气。
当时，由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高，物价相对便宜。而国外很多发达国家的老外都会来中国淘便宜货。但是，当时，会外语的太少了，所以，交流是个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本人曾经和爷爷在当年大连服装交易市场（当时在世纪街）有过练摊的经历，也见过不少业户和老外做买卖的场景。那时，整个市场里，会一门外语的人绝对是极少数，毕竟，当时的摊主和老外卖货只会往计算器上按数字告诉对方价格，毕竟阿拉伯数字全世界通用，老外基本都能看懂。当然了，其实，当时来逛市场的以苏联人（当时苏联还没解体）和日本人居多，其它欧美国家的人相对少，但是，会说英语肯定有用，只不过没有日语和俄语在整个市场使用得广泛罢了。关于这点让我想起了我爷爷当年的经历。当年爷爷旁边的摊位就有一位卖电子表的摊主，有一天遇到了一位日本顾客，要买手表，可是，双方语言不通，日本人要求又多，看来看去的，不是按计算器就能解决的，何况。遇上这种情况，全凭自身的“硬功夫”。于是，这位摊主把我爷爷叫了过去，就这样，我爷爷成为了“临时翻译机”，日本人说，我爷爷听完了就把这话用中文翻译给摊主，我爷爷听完摊主说的中文，再用日语说给这位顾客，经过了一番“拉锯”，最后，日本顾客高兴地买走了这个手表，据说，这手表进货价也就人民币50块，当时，卖给日本人人民币600块。当然了，我爷爷也不能白干，200块钱的劳务费很容易就到手了。我爷爷之所以日语这么熟练那是因为当年日本奴化教育造成的，不会小日本教官拿鞭子抽你。当然了，我爷爷也没吝啬，在我没上学时在家就教我日语，上小学后，家里直接给我报日语班，参加了两届大连市的小学生外语会话竞赛，得了俩铅笔盒。后来，自己任性加上学校的兴趣班人少办不下去了，所以，我的日语也就荒废了。当然了，我现在依然还能“捡”起来。
在市场里，总找明白人也不是办法，自己的辛苦还得分给别人。不过，卖东西的业户通过多次接触老外也懂得了些基本用语，比如俄语中，“哈拉绍”是你好，“达瓦里氏”是同志，“阿金”是一等等，而日语时间长了也会点，比如“考尼其哇”是你好，“撒妖拿啦”是再见等。而那个年代，为了让全民快速学外语，大街上各种速成的学外语的类似“小人书”一样的书，大多以口语的说为主，为了速成，基本上外语下面标注着“中文发音”，用现在学外语的观点看，这种学外语的方法无疑是有些“害人的”，不过，这也没办法，那个年代，这也算是一种尝试。估计这么干，学完的外语只会“自嗨”，自己说自己的，可能老外说啥都不明白。
而那个年代，为了让大连市民更多地掌握外语，和老外顺利地交流，大连电视台一套上开播了《市民外语会话50句》栏目，那时一般在每天19:00的《新闻联播》前播出，基本上每期也就五分钟，每天教一句，一般顺序是英语，日语和俄语。教这三种语言的主讲人一般都是当时外语学院某个语种的教授。一般是告诉你中文，然后，教授用外语说，旁边的助手重复。当时，这个节目中，教英语，日语和俄语的教授分别是：杨昆峰，战庆胜和孙玉华。其中，战庆胜教授在那个年代就是咱们国家名气非常大的日语方面的教授了，曾经录制过很多央视的日语教学节目。而教俄语的那位教授叫孙玉华，后来担任过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校长，还受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接见，也是咱们国家俄语方面的权威人士。
除此之外，为了让市民有个好的语言环境，大连当时在某些公交线路上就播出外语教学广播，当时，15路公交车就播出市民英语会话教学节目。这个“好”的传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大连的公交系统中，如今，大连的地铁就使用“中，英，日，韩，俄”五种语言报站。
如今，学习外语的渠道多了，不用像那个年代那样。不过，回想那个年代，感觉那时学习外语的各种情景还真的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