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本文原载《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 93-103 页
转自：烟台译博云天公司
摘 要：作为与文学翻译研究对应的应用翻译研究，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为边缘化的状态，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比如概念澄清、系统理论建构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应用翻译也急需得到相应的理论支撑。通过谱系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回顾与反思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厘清应用翻译研究概念，发掘其中的理论缺陷，进而从应用翻译文体研究、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研究四个维度建构应用翻译研究的框架体系。在翻译研究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大有作为。
关键词：翻译研究；应用翻译；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
一、 关于应用翻译研究的界定
虽然翻译研究起初只是“学术研究的继子”，而且“长期以来，尽管翻译已成为热点论题，它似乎还是那么神秘，既难以为人理解，又缺少一套揭示其本质和发生方式的综合理论”，但是“21世纪是伟大的翻译时代”。问题是，这里所谓的“伟大的翻译时代”，究竟是指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究竟是对其他学科而言还是对翻译学科本身而言？究竟是文学翻译的伟大时代还是应用翻译的伟大时代？究竟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伟大时代，还是应用翻译研究的伟大时代？对于有些学者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伪命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翻译就是翻译，翻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根本没有必要划分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的应用翻译，更不用对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做出区分，甚至在学科交叉、跨学科的名义下无视翻译研究学科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独特性。
诚然，如果只是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任何学科都可以介入进来分享翻译所带来的学科视角拓展。如果我们只从翻译行为的角度而言，翻译本无所谓是文学翻译还是应用翻译。因为所谓翻译，简单地说，就是译者 (个体或群体译者) 针对特定的文本、采取特定的策略、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的应用翻译，都可以归入这一简单的概念之中。
然而，翻译研究学科之所以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从众多学科中脱颖而出，恰恰说明翻译问题并非任何单一传统学科可以统辖。翻译的传统定义显然已无法涵盖翻译学科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复杂性。撇开其他方面不论，仅仅就“转换”这一行为而言，就已经产生了诸多问题，比如：转换什么？如何转换？转换之后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甚至包括为什么要转换？故此，方梦之指出:“光‘转换’这样一个概念向译学本体渗透，与译学本体交叉就滋生了一批术语，丰富了译学本体。”迄今为止的许多翻译研究，往往将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予以思考。但如果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就不难发现，我们不仅由于翻译研究的地缘性要对其进行区域空间划界，还要依据翻译研究的历史性对其予以历时或断代的时代期间划界，更要根据翻译的文体特征、文本类型、功能目的等对其中的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做出分类。
“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分类，人们可以了解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但是，要科学地将翻译研究划分出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也非易事。比如，有学者将翻译研究分为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和翻译史，也有学者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研究、普通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然而，什么是应用翻译？什么是应用翻译研究？什么是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应用翻译研究是不是“应用翻译 研究”？应用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的国际化表述是什么？对于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学界至今仍然缺乏共识。鉴于霍尔姆斯 (James Holmes) 在 1972 年提出的应用翻译研究就是翻译理论的应用研究 (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即将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翻译教学研究、辅助翻译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政策研究，有学者将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归为三个系统：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其实这是对霍尔姆斯的误读。在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路线图中，应用翻译研究与纯翻译研究并列，其中的关系当然是辩证互动的，但并非是先有描写翻译，后有翻译理论研究，再有应用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作为与纯翻译研究并列的研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范畴，是有关翻译的应用性研究，而不只是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在我国，方梦之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仅坚持应用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理论之差异，而且他对于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主张也经历了由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研究向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转变过程。这一点在其《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 (修订版)》中体现得很清楚。就应用翻译研究这个概念，方梦之坚持他一贯的翻译思想，着重于“应用翻译”的研究，沿用 Casagrande 及 Delisle 所提出的“应用翻译 (pragmatic translation)”概念，而且他认为：“对应用翻译的定位首先是翻译客体——文本的定位。”“应用翻译研究实际上是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学 (文体) 翻译研究相对。”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 201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有过论述：“按照方梦之先生自己的解释，他的‘应用 (文体) 翻译理论研究’是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这里 pragmatic 不是指语用，而是取‘务实、实用’的含义，其意指也远远超越了应用文体翻译及研究。”近年来，黄忠廉对此多有研究。2017年，他与朱灵慧合作撰文，提出创建“应用翻译学”的构想，并将“应用翻译学”解读为：“应用翻译 学”“应用 翻译学”“应用 翻译 学”这样三个层面，认为:“就狭义而言，应用翻译学是‘应用翻译 学’的研究，专指应用文体的翻译研究。”“‘应用 翻译学’指翻译学基本理论在翻译领域和非翻译(学)领域中应用的研究。”“‘应用 翻译 学’，指其他学科在翻译 (学) 中应用的研究。”关于“应用翻译学”旨要，黄忠廉、方梦之、李亚舒合著的《应用翻译学》明确提出：应用翻译的理论研究、基本译论用于翻译实践、基本译论用于非翻译领域、其他理论挪用于翻译和译论、其他理论类比于译论。不难发现，这种“应用翻译学”的构想，不仅与应用翻译研究有区别，而且与方梦之的应用翻译理论旨趣也有所不同。因为在方梦之看来：“应用翻译理论可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理论三层，另有特殊研究作为其并列的子项。”
然而，应用翻译研究显然不只是应用文体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它的范畴还包括应用翻译实践的研究、应用翻译教学的研究以及与应用翻译相关的行业、学科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延续了笔者在 2017 年提出的观点：应用翻译研究实际上是个综合体，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应用翻译文体研究；(2)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3)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4)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研究。
二、应用翻译文体研究
正如雅各布森早就指出的，文体是区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重要标志。文体翻译问题，由于涉及原文文体和译文文体，因而具有区别于一般性文体研究的翻译学特征，方梦之甚至认为：“研究应用翻译，说到底是研究这一特定问题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表达，在两种语言代码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必然要重视其文体特征。”因此，文体翻译很早就引起了翻译研究的关注，如 Tytler, Casagrande, Koller, Delisle, Newmark, Baker, Munday, 等等。但鉴于文体学发展缓慢，翻译研究领域也长期缺乏对文体翻译的系统性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囿于语言学、文学研究视角，其后才延续了文体学研究路径。
运用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探讨文体，大致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真正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翻译，其历史更短。有学者认为，文体学翻译研究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发端。当然，自此之后，翻译文体研究曾经在 20 世纪末风行一时。在国外，最早从文体视角探讨翻译原则的是泰特勒 (A. F. Tytler)，他在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翻译风格和写作手法要与原文特色一致”。而集中探讨文体翻译的代表性著述，当属博厄斯-贝耶尔 (Boase-Beier) 于 2006 年出版的《翻译文体学研究》(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该书针对文体翻译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她认为，文体对于翻译研究的影响，至少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实际翻译进程中，对原文文体的认识会直接影响译者对文本的阅读；第二，译文的风格取决于译者的文体风格；第三，对于文体本身的认识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而且影响翻译批评对于译者的评论。她同时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
我国有关文体与翻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王佐良于 1980 年出版的《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在该论文集中，王佐良明确指出：“文体学的贡献之一，是使语言研究者把眼光从单句转移到整篇谈话或文章上面。”在他后来出版的《英语文体学引论》(1987)、《翻译：思考与试笔》(1989)中，他对于文体与翻译的问题更是做了探索性论述：“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继王佐良之后，对于翻译问题研究做出贡献的是刘宓庆。刘宓庆率先在其《现代翻译理论》(1990) 中以“翻译的风格论”为独立一章，基于现代语言文体学，从“风格意义的可知性”“风格的可译性”“风格翻译的原则及可译性限度”及“关于所谓翻译体”这四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文体翻译，然后又在 1998 年出版的专著《文体与翻译》中，从新闻报刊文体、论述文体、公文文体、描述及叙述文体、科技文体和应用文体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除了描述及叙述文体之外，其他五种文体都是我们所说的应用文体。
毋庸置疑，关于文体翻译的研究，很长一段时期都未能摆脱原文至上的影响，大都以原文文体为参照，探讨翻译如何忠实地再现原文文体。然而，得益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的文化翻译转向，尤其是得益于目的论和描写翻译研究，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了翻译的译文文体在目的语中的影响，译者体现在译文文体上的主体性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与此同时，当我们现在积极
关注译者如何再现原文文体以及译文的文体时，却又往往忽视了原文文体对于译者的影响。的确，翻译中总是存在一些超越译者能力的东西，使得译者难以驾驭并适切地传达到目的语世界，这也是文体翻译研究为什么会把可译性作为话题之一的原因。问题是，对于不可译性，对于那些特定语境中译者难以驾驭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认识并处理？有些问题对于某个译者来说是难以逾越的，但是对于其他译者而言却可能并不成问题。因此，如何认识所谓的“不可译性”，可能不仅仅是文体学之疑问，也是心理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之疑问。
文体翻译研究为应用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使得“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的主体已经不是文学语篇，而是科技、医学、法律和政务性语篇”，进而产生了一批针对科技文体、商务文体、广告文体、新闻文体、法律文体等方面的专项应用性研究。但也正因为文体翻译涉及面太广，不仅操作复杂，而且对于不同文体之间的边际较难界定，在翻译研究的应用性方面存在局限，因此，文本类型研究逐渐地开始取而代之。对此，方梦之指出：“应用翻译的文本类型枝杈丛生，文类细分是它的一项基础性研究，也是应用翻译区别于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文本类型研究其实是对文体翻译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发展。因为在文体翻译研究视野中，应用文体翻译并没有得到精细化分类，虽然在文体翻译研究中也不乏文本体裁的分类，但往往流于粗线条，比如文学文体、科技文体、公文文体、新闻文体等，而且对文学翻译的关注甚于应用翻译。在文本类型翻译理论中，虽然诸多学者对文本的分类有差异，总体而言还是突出了应用翻译的文本类型的细分特点，传统中依据文体进行的一些粗线条划分方式，比如科技翻译，逐渐淡出翻译研究视域。有研究表明：“我国科技翻译的研究峰值，处于 1986 年至
1990 年……
1990 年之后，国内以‘科技翻译’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呈现锐减态势。”但这并不是说，文体翻译研究已经从翻译研究视域中退出，也并非指文本类型理论是文体翻译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其实，文本类型理论和文体翻译理论几乎同时产生，大致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产物。不过，文体翻译研究使人们
关注的焦点从词语、句子转译到语篇、篇章，而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则使得人们开始
关注目的语译文、译者风格等。因为，“按照赖斯的观点，文本类型理论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层级。……划分文本类型使译者更深刻地了解交际功能的语言标记和功能翻译单位”。因此，在文本类型理论的关照下，“文本类中有类，体中有体”。
不过，文本类型理论也遭到各种质疑：“(1)研究文本类型对理解翻译过程有何助益？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不同文本？译者的专业化是否同时以科目内容和文本类型为条件？(2)原语和译语的文本类型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相同？原文和译文之间能观察到哪些异同？”甚至有学者认为，划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毫无必要。因为，“仔细想来，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讨论时自然有其方便之处，但是如果循此逻辑，每换一种具体对象就要换一种理论，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自然是繁荣了，但每种理论的‘可适性’也未免太低了吧”。不过，这种质疑与争论，其实并不是对分类的彻底排斥，只不过研究立场不同而已。毕竟，不同时期的翻译研究会更加青睐一些特定的应用文本类型，比如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的政治话语、外交话语、军事话语，但应用文体、文本类型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是应用翻译研究不能回避的话题，甚至是应用翻译研究永恒的话题。而且，对于应用翻译研究的分类问题，目前还在热议之中，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三、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将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翻译实践、翻译教育、翻译产业、翻译政策法规、翻译辅助技术工具的研究，既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应然，也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必然。其关键问题是，哪些翻译研究理论成果能够以及应该如何应用于应用翻译研究？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不难发现，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很难划分出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应用翻译研究的边际。因为任何完备的学科体系都包含了知识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翻译研究学科体系中也必然存在着一些统辖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一般性翻译理论，即霍尔姆斯所谓的“翻译研究纯理论”或者方梦之所指的“专门理论”。毕竟，“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可说是连理枝，兴衰与共。……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存在，任何范畴都存在于某种研究体系之中”。许多概念和原理为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所共享，如翻译等值、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思维、翻译地位、译者身份、翻译价值、翻译质量评估等。潘文国依此提倡文章学翻译研究。他认为：“由于传统的‘文章’包罗万象，从经书到诗词歌赋再到各种实际应用文字，因此，传统译论讨论的对象并不限于文学翻译，甚至主要不是文学翻译。”因此，“在中国传统的译论里，本来就有着处理非文学翻译的方子”。但这并不能抹杀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翻译研究各自的理论能产性。诚然，许多翻译理论都源自文学翻译研究，而后再应用于其他文体或文本类型的翻译研究。比如异化和归化理论、文化翻译理论、翻译主体性研究、翻译史研究等。同样，非文学翻译研究也发展出许多可反哺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如翻译技术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能力研究、翻译策略研究等。我们甚至也可以看到，有些概念和理论是应用翻译研究所特有的，比如本地化翻译研究、翻译项目管理研究等。因此，方梦之在修正霍尔姆斯翻译研究路线图的基础上，将翻译研究划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块，理论研究包括一般理论、描写理论和专门理论，专门理论涵盖了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将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纳入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之中，彰显文学翻译与应用翻译的连枝关系，突显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之间互相促进、互相渗透的辩证关系。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翻译理论如何具体应用于应用翻译研究？由于翻译的复杂性，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经验性、随谈式“案本求信”探索，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迎来了翻译理论爆发期，诸多翻译理论纷至沓来，继现代翻译理论之后形成了当代翻译理论 (也有人主张用后现代翻译理论来表征)。当代翻译理论区别于现代翻译理论之处，在于前者强烈的学科意识及其对其他学科的开放与包容，在主张学科独立的立场下广泛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使当代的翻译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论题和方法论相互渗透。与此同时，当代翻译理论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自由因而也更加不稳定的特征。不少所谓的当代翻译理论，只不过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行其是的反思性理论改造，或改头换面，或标新立异，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创新意义。就国外的当代翻译理论而言，在传统的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交际学之后，又出现了基于文化研究、社会学、传播学、比较文学、现象学等学科产生的功能主义、描写主义、多元系统、操控理论、改写理论、女性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流派。我国的当代翻译理论也不甘落后，“仅以‘(翻)译学’为关键词，对我国出版的相关专著做了初步统计，已达70余种 (多在新世纪出版)，还不包括译学会议论文集、研究集刊、重版书等”。翻译研究理论流派纷呈固然是好事，没有理论流派的争论，就不可能推动理论的发展，也不可能促进学科地位的提升。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理论在特定语境中经不起其他理论的拷问或者特定实践的检验就认为该理论是虚幻的理想。更何况“同一种翻译现象可以用不同的翻译理论或流派加以解释”。但是，理论流派并非只是空洞的概念游戏，也不是盲目地追随权威或者主流，更不是盲目地套用其他学科的概念与方法。霍恩比曾就翻译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指出：“翻译把许多学科为己所用，但这并不等于学科之间相叠合区域之总和，也不能靠其中任何一门学科而存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研究需要根据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而不根据其他领域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常规，来发展自身的方法。”潘文国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国翻译理论界“恶性西化”现象：“大量的硕、博论文以及一些专家的学术著作‘以某某理论关照下的某某研究’等为题，其框架大多是先用一定篇幅介绍国外理论，接着提出一些所谓的问题，再套用国外理论解释一番就算完事。这类‘恶性西化’的研究恐怕只能叫做‘伪学术’，实际上既没有解决任何理论问题，因为理论本来就是现成的；也没有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因为想解决的问题还在那里。”由是观之，面对各种理论，如何切实有效地做好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系统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二，如何在彰显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独特性的同时，消解文学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之间的隔膜与沟壑。正如上文所述，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虽然由于前者历史较为久远，因而比较成熟，理论产出较多，但从学理而言，两者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具有各自的理论旨趣，本应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在翻译研究领域，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文学翻译的认识观强加于非文学翻译之上，甚至认为应用翻译研究探讨的都是雕虫小技，拾人牙慧。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学科的滋养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任何学科都不能也无法阻止其他学科的侵入，相反，任何学科都应该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其他学科的介入。”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各学科的知识不再是一条条孤立的线，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广袤的网，而各个学科就如网上的一个结。它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向其他学科发散，其他学科的知识也向它集结，形成辐射与辐集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连通的格局。每个学科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同时又是诸多学科的交汇点”。因而在考量文学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时，不应该以偏概全，不能用文学翻译的审视视角涵盖应用翻译的独特属性，更不能用文学翻译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来替代应用翻译研究，“特别在科技高度发达、人际交往频繁的当代，铺天盖地的语言产品中应用翻译占了绝大部分。重视和加强应用翻译的研究势所必然，应用翻译研究在译学体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在翻译职业化的当代，从规模上看，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已经在整个翻译研究学科体系中占据主要部分，在很多方面也是文学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相互
结合，比如运用翻译技术或语料库进行文学翻译研究，或者是文学翻译研究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研究方法论之间的融合。甚至有学者认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往往是翻译学与一门其他学科的
结合，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某些翻译问题需要多个学科的共同参与才能有效解决，翻译学中的很多问题需要使用超学科的手段，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结合起来解决。”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理论创新需要话语创新，但理论话语是为理论服务的，不
结合研究对象域拓展的概念不能带来真正的理论进步，过于热衷从其他理论借来范畴体系，强行征用其公式原理，在虚拟的情境里进行自我说明和解释，使翻译研究远离面对的问题，其结果只会是制造‘理论泡沫’。”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对于翻译理论的应用，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语料库和翻译技术研究等方面，已经与国际前沿接轨，但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套用国外翻译理论关照本国现实问题时往往断章取义，缺乏系统地汉译国外相关翻译理论经典著述，进而缺乏批判地应用于中国实际翻译问题；(2)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昙花一现，不能对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作系统深入、持续科学的发展与完善；(3)热衷于发掘我国本土传统翻译理论资源，不能将发掘出来的有关理论关照当下现实问题，作应用性探索；(4)跟风扎堆式地聚焦于某些理论的应用，偏废其他理论的应用性研究；(5)应用其他学科理论成果进行翻译研究的多，但是将翻译理论应用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少。
四、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
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不同于应用文体翻译研究，也不同于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文体或文本类型翻译研究，关注应用型文体，如法律文体、科技文体、商务文体等不同的文本类型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聚焦于翻译学科理论或者其他学科理论应用于应用型文本或应用型翻译问题的研究，比如运用文化理论探讨译文以及翻译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历史、意识形态、权力、地缘、经济、全球化等因素；而应用型翻译问题所指向的，既不是应用型文本，也不是翻译理论如何应用，而是与应用型文本翻译过程密切相关的产品、活动或者现象。
“人天生就有分类的倾向，且这种倾向对所有科学发展都甚为关键；要进行分类,就需要概念。”那么，如何对应用型翻译问题进行分类？需要哪些概念？是否有必要严格区分文学翻译与应用翻译的问题类型？换句话说，哪些问题只属于应用型翻译？哪些问题是翻译研究中普遍存在因而也属于应用型翻译？客观地说，要具体地列举其中的问题相当困难。因为翻译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我们只能进行分类研究。方梦之近来特别强调，分类研究作为应用型翻译问题应引起学界高度重视。霍尔姆斯将应用翻译研究分为四大类：译员培训、辅助翻译、翻译批评和翻译政策。而后图里 (Gideon Toury) 在此基础上剔除了翻译政策，保留了其他三个方面作为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芒迪 (Jeremy Munday) 则将翻译政策研究融入语言教学政策和课程设计之中，其他部分继续沿用图里的分类方式。不过，芒迪在其影响较大的《翻译学研究导论》2016 年第四版中对应用翻译研究三大分支的细分方式，却与该书的第一版有所不同，其中对辅助翻译的子项目修正尤为明显，显示出当前辅助翻译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第一版中，应用翻译研究分为译员培训、翻译辅助和翻译批评。其中，译员培训分为教学评估方法、测试技术、课程设置；翻译辅助分为 IT 技术应用、辞书、语法书，并且“受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翻译辅助工具部分加入 IT 技术相关内容 (涵盖翻译软件、在线数据库和因特网的使用等分支)”。翻译批评分为修订、评估和审校。但是到了第四版，他保留了译员培训的细分项目，却将辅助翻译分为软件、协作和参考资源。软件再分为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CAT tools)，协作细分为在线论坛、众包和专业咨询，参考资源细分为术语库、词汇库、辞书、在线搜索引擎及平行语料库。“充分反映了当前语言服务和本体化领域的新变化。”同时对于翻译批评也做了调整，分为修订/编辑、(专业的和学术的) 质量评价、审校。
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是重叠的。这种重叠的特征，促使霍恩比 (Mary Snell-Hornby) 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综合法分为六个层次：第一层次将翻译研究分为文学翻译、一般语言翻译、特殊语言翻译三类。第二层次是“基本的文本类型的原型学，涵盖从《圣经》至现代科技用语等这些译者主要关心的对象”。第三层次列出“与翻译紧密相连的非语言学学科”。第四层次“指出了制约翻译过程本身的重要因素和原则”，侧重源文本,为设想的翻译提出主要标准等。第五层次“指出了与翻译相关的语言学领域”。第六层次“列出了与翻译的某些领域有明确相关的语音要素”。尽管霍恩比一再强调，她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基于原型学，“主要关心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网络”，但实质却是基于语言学和文本类型学，根本没有给翻译技术、翻译管理等现代翻译问题留有研究空间，甚至连翻译教学、译员培训也不在其“综合”范围。所以名曰“综合”，其实并没有体现出翻译研究的综合性。
事实上，任何针对翻译的研究，无论是文学翻译研究还是应用翻译研究，都可以简约为翻译产品研究和翻译过程研究。从这两个层面出发，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曾基于文学翻译提出了四种类型的研究问题：翻译史研究、目的语文化中的翻译功能研究、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翻译诗学研究。前两种问题类型着重翻译功能研究，后两种类型强调翻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翻译问题。这种分类虽然基于文学翻译，但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也是应用型翻译问题，比如翻译史、翻译功能、语言对比等。
在我国应用翻译研究领域，方梦之先生是最具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之一。他在借鉴国外相关翻译研究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跳出简单的分类研究模式，在“层级功能”的关照下以“一分为三”的理论方式划分应用型翻译问题，并在“一分为三”的基础上增加了特殊研究，从而建构起一个较为全面的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其中，宏观理论所涉及的问题有四：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中观理论关照的问题包括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模式；微观研究针对翻译技巧；而特殊研究“作为应用翻译外围研究”,“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而发展”，包括了“分类研究以及术语和术语库、翻译技术、本地化、翻译管理等”，他还认为，它们“与本体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只有不断深入地研究这些特有范畴，才能推动译学的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毫无疑问，他运用了“一分为三”另加特殊研究来建构应用翻译研究框架，清晰地呈现出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层次：“宏观理论 (翻译原理) 衍生出中观的翻译策略、模式或框架，中观理论引发翻译技巧，翻译技巧用于实践。”“特殊研究下的每一个子项本身可能有宏、中、微研究之分。”毋庸置疑,“一分为三”所包含的研究范畴，许多并非应用翻译研究所特有，也适合于文学翻译研究，甚至可以对翻译研究的理论作整体性关照。而且，强调特殊研究的开放性也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问题，比如，在当下人工智能翻译时代，译者的伦理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因为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翻译，往往出现了无法确定译者的现象，即无译者 (translatorless)。在此语境下，谁该为译文负责就成为新的应用型翻译伦理问题。至于诺德 (Christiane Nord) 的 “忠诚”概念也必然受到新的挑战。因为诺德认为,“忠诚是个人际范畴，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针对翻译型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必要区分笔译或者口译。因为在我们看来，口译的问题主要还是应用型问题，虽然在口译中也会碰到文学翻译问题，比如口译中译者如何处理说话人所引用的诗歌，但总体而言，口译还是属于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
五、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研究
就目前的应用翻译研究现状而言，无论国内外都蔚为壮观，其分量已经在翻译研究中占据很大一部分。但这只是从研究规模和分量上讲，如果从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来看，其中被遮蔽的问题马上就原形毕露了。因为在应用翻译研究这把大伞之下，人们心安理得地依据自身的偏好，或者为了各自的目的从事应用翻译研究，建构各自的概念体系或者理论体系，却并不关心应用翻译整体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应用文本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典籍翻译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化翻译研究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却显得相对滞后或者衰败。
所谓元理论，就是对理论研究的研究。“一门学问的元理论或元学问是这门学问的自身反思、自我认识，它主要研究这门学问的学科特征与判别标准 (包括这门学问作为一门学问必须具备的条件、必须满足的要求)，它所特有的目标、任务、问题、方法，它的根据与确证，它的体系框架，它的功能、功用，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其他学问的划界、关系。”在社会学中，布迪厄发展了“社会学的社会学”，反思社会学存在的问题，为社会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反观我国应用翻译研究，有关元理论的研究相当匮乏，对于应用翻译研究的目标、任务、问题以及方法并没有形成具有独特性的元理论体系。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方翻译热衷于建构翻译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框架，热衷于应用翻译研究中某个子项的研究，如术语研究、翻译技术研究、文体翻译研究、译员培训研究、翻译职业研究、翻译项目管理研究等，并不关注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研究。所谓的多元系统理论、关联理论或综合法，要么聚焦于文学翻译研究，要么只是针对文本类型或教育培训而言，如目的论。在此语境下，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除了方梦之、李亚舒、黄忠廉等人极力倡导并实践之外，
关注其元理论建设的学者也相对较少。其次，我国的翻译研究传统上特别专注于“案本求信”，注重考据，但在整体理论的构建方面缺乏宏大叙述的视野。因此，我国并不缺乏应用翻译研究的子项研究，反而涌现出一大批的子项研究，如本地化研究、翻译技术研究、翻译能力研究、翻译策略研究、翻译标准研究、翻译职业化研究、翻译教育研究、生态翻译学、文化翻译学、变译理论、译者行为批评、大易翻译学、和合翻译学、共生翻译学、翻译书评学等。从目前这些子项研究的发展来看，有的顺应时代要求，发展势头很猛，前景光明；有的却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后续乏力；有的昙花一现，只是满足于提出某种概念，一时吸引学术界眼球而已。总体而言，尽管这些子项为应用翻译研究的系统性话语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不着力推动应用翻译研究元理论的建设，必然会导致这些子项研究缺乏宏观理论关照，最终难免独木难支。
六、结语
一方面，“目前，翻译是一个众人都声称了解的话题，亦是众多仅有一知半解外语知识的门外汉自认能精通的技艺”。另一方面，“我们躬逢盛世，翻译内容空前繁杂，翻译的数量、品种、影响、辐射力都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翻译教育规模史无前例。我国不但是翻译大国，也是翻译研究大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自己的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译学界发出响亮的声音”。本文认为，应用翻译研究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我国在国际译学界发出响亮声音的一个重要发声源。这不仅因为我国拥有庞大的应用翻译、翻译教育和应用翻译研究规模，同时也因为相对于西方翻译研究界而言，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已经较有成效。赫曼斯在其《系统中翻译》一书中引用戴安娜·克莱恩的观点，指出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路径为：“有趣的假设、发现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为之努力；一部分有创新意识的学者提出理论框架、核心概念，且不断宣讲、倡导；出现相关的学术论文与专著，使相关概念和理论得以不断扩展和验证；新鲜感退潮，创新性减弱，关键思想缺失动力，理论缺陷展现，部分成员转变研究视点；主要的研究人员趋向专业化，在有争议的问题方面分道扬镳，形成各色理论，产生新的研究范式。”就目前我国应用翻译研究而言，已经基本走过了“有趣的假设、发现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为之努力；一部分有创新意识的学者提出理论框架、核心概念，且不断宣讲、倡导；出现相关的学术论文与专著，使相关概念和理论得以不断扩展和验证”等阶段，关键是接下来该如何保持创新动力，着力构建应用翻译研究的整体话语体系。就目前的发展情形来看，新的研究范式交替呈现，各色理论轮番登场。与此同时，传统的许多研究问题被悬置，外围研究遮蔽了本体研究，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在喧嚣的语境下显得迷雾重重。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发展完善应用翻译文体研究的基础上，推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系统探索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着力推动应用翻译研究的元理论建设。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翻译规范的中国应用翻译批评及标准体系研究”(编号:17BYY04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傅敬民
,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翻译》执行主编，研究方向：翻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