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以电视节目来说，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会不会卖？这就会让年轻人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买卖”作为价值判断的。社会在制造商品，人也变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费化的鼓励中，就会产生令人唏嘘的结局。
如果要检讨的话，就应该视作整体的、全盘的检讨，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
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你可以看到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
这个现象让我非常害怕，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而那些令人错愕的事也会继续发生。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会看到什么好消息，照这样下去，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
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距今约两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实际世纪中叶出现。一方面科技发展得很快，资本主义兴起，人们开始从农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费的观念形成。
因为把大量的工人找来，就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生产之后，当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费，如果没有消费，货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养不起这么多的工人，工厂就会倒闭。
基本上，消费生产是一个连锁的机制，一开始不见得不好，生产、消费，刺激更多的生产，就有更多的消费。
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到一年生产出五千辆车子，然后是五万、五十万，一直到一年生产五百万辆车子的时候，怎么办？只好靠广告竞争，刺激原本不需要购买的消费者购买。
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为什么要买这辆车？是需要，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公元1840年左右，西方世界出现一种新的思想，我们笼统称之为左派思想，也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于平衡资本主义。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哲学，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至今在哲学史上仍有其地位。
此外，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 者如法国的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 -1865)、俄国的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1842- -1921) 这群人，也都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制衡人的物化？
在他们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检查能力是：人不可以物化。意思是说，物质要发展没有错，可是人还是要做主人，不可以为物所役。
你买车子、买房子都没有错，可是不要到最后变成车奴、房奴，变成你在养它，而不是它在让你幸福。
我要强调的是，经济文明不是不好，不好的是没有平衡的力量。
物质与人义是两个极端，我不想从两全其美的角度去思考，我认为人精神上的快乐与物质上的快乐，需要平衡；没有绝对精神上的快乐，也没有绝对物质上的快乐，走问极端的任何一边，都可能导引出一种不健康的生活。
当你拥有个物质的时候，你要能清楚且不断地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拥有这个物质？
譬如说你有一栋房子，住在这栋房子里会让你感觉到快乐，因为房子提供你生活的安全感，或是提供你视觉上的享乐，你可以看到山、看到水，感觉周遭环境带给你精神上的满足。这个时候你就是拥有物质。
相反，你买一栋房子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地区要修地铁，房价要涨了，或是这边的房子值得投资，钱途看好，这就是一种物化。房屋的价值不是由你在主控，你是被物质所拥有的。
如果你读过《小王子》，就会很清楚孩子在形容房子的美，和一个功利的商人形容房子的美，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对于自己坐卧起居的地方，只是关心价格，我们就不会得到拥有那栋房子真正的快乐。
就好像有钱的人不一定快乐，如果他只是拥有空洞的数字，他的精神是匮乏的。
一个成熟的社会其实就是两股力量互相制衡。只有左派也不对，因为没办法生产、没办法消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最后还是要接受资本主义的挑战。
大陆就很明显，它一直用刹车的方式，最后发生问题，它无法前进。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踩油门，刺激生产和消费，让人民的生活更富足——可是同时 “左派”的力量还在。
我想，如果我们还不节制，发展出制衡的力量，有一天我们也会停摆，动都不能动。我在谈的不只是政治，包括企业内部都应该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谈永续经营。
企业不是个人的，它是一个共同体，即使你有足够的资本垄断经营权，还是必须有一个 “共同”的观念，就是左派思想，就是“利益均沾”的概念。企业一定会面临从“独享” 走向“共享”的转型过程，因为将来工人也会自觉，他与企业共生，当然有权要求共享。
若我们的社会最终目标是永续，也应该要发展出共生共享的观念。
欧洲在十九世纪就已经高度资本化，生产消费从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从需要而购买变成大量的消耗与浪费。所以在1840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节制”的观念。
其实孙中山的思想也是，他也是在讲节制，因为他刚好在欧洲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他提出的民生主义是左派思想，不是右派思想，他同样认为资本不应该放任，而是要节制。
三民主义本身就是倾向“节制”的概念，而不是不断地刺激生产消费。
我想他们都已经预见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刺激生产消费，最后若是个人发财，大家一起贫穷，最终就是杀鸡取卵的结果。
我们谈论资本主义的问题、物化的问题，不是希望最后大家都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放弃所有的物质生活。
我有一些朋友的确这么做，他们离开台北到东部去，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穿棉布的衣服，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卖剩下来的菜叶和水果。我很感动，也对他们有很大的敬重，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很高的宗教修行，对一般大众并不适合。
一般大众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物质贪念，一些小小的情爱生活，这是很正常的，无可避免的事。
可是，我们都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不要那么轻易“服输” ，如果说物化是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器，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被卷进去。
这个体制一旦运作起来，整个自然环境都会被绞进去。这土地被开发、林木被砍伐，然后变成物质买卖。甚至是人文的东西，例如教育、道德、伦理也都可能被绞得支离破碎。
我们不是要责备谁喜欢一件漂亮的衣服，谁买了一双漂亮的鞋子，而是如何面对这巨大的机器体制，当它一直运转时，我们要怎么让年轻人有力量去思考、去判断，进而去对抗。
我会佩服一些宗教界的人、哲学界的人、从事环保与社会运动的人，他们很努力想让这部机器停下来，或至少不要转得那么快，把无辜的人都绞进去。因为这部机器非常厉害，若让它毫无节制地运转，恐怕你我都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有为有守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努力平衡社会的物化趋势，即使他们不完全成功，都是让人敬佩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先知、先觉，在一个社会里面，这批人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知识分子是要从一个充分了解社会、了解人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以共生共享的概念，去阻挡社会物化的速度，并维持社会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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