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是汉末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在世期间曾官至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三国时期曹魏的缔造者，因其“乱世之奸雄”的形象被我们所熟知。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曾记载：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以上文字先是叙述了彼时的世人对曹操的评价，后又讲到了曹操的发迹史：作为入仕的起点，20岁的曹操就被举荐为孝廉，出任地方郎官；此后又出任了洛阳北部尉和顿丘令等官职；后来又被朝廷征召为议郎，得以进入朝野权力的中心，最终成就一番霸业。
贯穿汉朝的察举制度自此可以看出，曹操入仕为官正是自被“举孝廉”这一事件开始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孝廉呢？
孝廉是汉代察举制中的主要科目，本意在于，选拔官员时除了要关注其才能和学问，更要关注其是否能够遵循孝道，其行为是否节俭清廉，故以“孝廉”称。
举孝廉的历史可追溯至汉朝初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统治者想要实现长治久安，便开始考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制度。
汉初最早的举荐是以选郎的方式进行的，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选子弟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而非商人身份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赀选”；郎可作为皇帝的侍从，工作是给统治者看家护院，喂马驾车，并享有被补授官职的权利。然而，由于这种以家庭成分和财产实力作为条件的选官方式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得其无法满足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
到了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已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主张君主集权及实现大一统地的儒家思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治国的主导思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便成为了举孝廉这一制度的雏形。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正式提出“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意图借助被儒家广泛推崇的孝道和清廉等品格特质。自此，举“孝”、“廉”之人为官的察举制度得以正式实施。之后一段时间，在汉武帝的大力推动下，这种用人制度迅速发展为固定的仕进制度，给此后各朝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
“变味”的察举虽然此后西汉东汉各朝对察举制度有所修正增改，但大致范围并未超出汉武帝时代的最初的框架。而随着朝代的更替的发展，察举制的弊病也不可避免地显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
其一，“孝”、“廉”作为形式上的标准，多流于对表面的考察，以至于不少人为了能够获得举荐而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司马光将其形容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的时期。
其二，由于没有设置科学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地方官吏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问题频出，为待选者大开方便之门，贪污腐败盛行。
其三，由于入仕的形式主要靠举荐，极易发生拉帮结派现象，被推荐者往往演变成为荐主的门生，彼此之间发展出如君臣父子般的关系，以至于举孝廉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门第划分契机，慢慢被上层的士族集团垄断，寒门子弟仍无进身的指望。
论曹操入仕此背景下，如果进一步对曹操举孝廉入仕一事进行分析，更能直观体味到汉末察举制度已腐坏到何种无可救药的程度。
首先，曹操举孝廉所依照的年龄标准与彼时的规定不符。
《后汉书﹒顺帝纪》中记载：
阳嘉元年诏:“初令郡国举孝廉， 限年四十以上， 诸生通章句， 文吏能笺奏， 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 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可以看出，汉顺帝之后，孝廉察举的年龄被确定为四十岁以上，除“茂才异行”之人才“自可不拘年齿”。然而彼时的曹操只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尚无功绩可言，更别说有什么“茂才”了。因此，所谓察举的年龄限制早已形同虚设。
其次，自东汉光武帝之后，逐渐对孝廉有了试职的要求。
试职是指在举孝廉之前，被举荐者需要在地方“实践”一段时间。比如令其担任一定的吏职，以便观察其是否有足够的为政能力。对此，从汉顺帝到汉桓帝期间，曾规定被举者应“秩满百石，十岁以上”，也就是说，被举荐者必须符合“俸禄达到百石，任职年限”在十年以上等要求才能参加孝廉的选举。而曹操在举孝廉之前，并未有任何吏职的经历，更别说“十岁以上”了，往前倒推十年，彼时的曹操怕是还在塘边玩泥巴。
最后，曹操本人并不符合孝廉最基本的道德行为标准。
《武帝纪》中记载当时的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瞒传》中也曾说曹操“少好飞鹰走狗， 游荡无度”。可以说，曹操这一众形象体现出的是洒脱有余，内敛不足的精神气质。不符合孝廉察举以道德行为作评判的初衷，也与汉代社会儒教文化所提倡的“廉白守道”、“德行兼备”等道德标准大相径庭。如此心性狂狷的毛头小子都能得举孝廉，足可以说明汉末的察举制度实已无德行的底线可言了。
所以啊，无论曹操最终是因何种原因而被举，其个人条件并不符合察举制度的设置初衷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此“一代枭雄”也的确把握住了此次机会，最终得以在如此乱世中称霸一方，给后世留下了众多谈资，从另一方面阐释了什么叫做“时势造英雄”。
实际上，任何制度的设置初衷都是为了使社会更加良性地发展，如果将我们置身于彼时决策者的位置，想必也无法得出更好的应对方案。无论是选郎、察举，或是之后的科举等等，本质上都是建立在社会发展之大前提下的“旧制改良”，与之并存的，还有同样无法规避的历史局限性。
对于个体而言，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帮助我们明鉴自省，将古人的智慧融会贯通到现今的生活中，以期做到去伪存真，去糟求精，进而成就更加美丽的人生。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汉书》、《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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