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故乡是浙江绍兴，但他一生漂泊，先后在绍兴、南京、日本、杭州、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等多个地方生活。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一直定居上海，直到1936年去世。按理说鲁迅是应该是有很多选择的，他可以留在许广平的家乡广州，也可以回故乡绍兴或者母亲所在的北京，但最终却选择了上海。鲁迅晚年为何在上海定居？其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血雨腥风中离开广州
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后，鲁迅于1926年来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初又去了广州的中山大学，与恋人许广平团聚。但短短几个月后，鲁迅却从中山大学辞职，和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广州。
鲁迅
广东是许广平的老家，并且许本人也在广州，按常理说鲁迅在此定居非常合适，鲁迅之所以离去，顾颉刚是个导火索。
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原来也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就与鲁迅不睦。鲁迅到中山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之邀到校担任史学系主任。鲁迅听说这个消息后非常不满，愤怒地对朋友说：“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也曾提及此事：“孟真（傅斯年）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
鲁迅与顾颉刚交恶的原因非常复杂，在此不赘。但我们从鲁迅日记和书信中知道，他与顾颉刚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一直称顾为“鼻”，有“与鼻不两立”、“鼻来我走”之语。在这种情况下，两人的确无法共事，这是鲁迅离开中山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鲁迅离开广州还与当时的局势和政治气候有关。1927年4月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共合作破裂，中山大学许多进步学生也被逮捕。在校务会议上，鲁迅提出了营救被捕学生的主张，但遭到校长朱家骅的发对。朱家骅认为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学校，教职员应当服从“党”的意志，不能有其他想法。朱家骅的话将在场的人弄得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无力扭转局势，只好辞职以示抗议。
晚年鲁迅在沪上家中
当时有许多别有用心的人说鲁迅是因“亲共”而出走广州的，但鲁迅本人从未承认此事，也从没承认是因营救学生不成而离职的。鲁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今天看来，鲁迅是比较注意斗争策略的，他知道一旦与国民党撕破脸皮，必然会受到迫害甚至追杀，在这种背景下，他只有亡命国外，而这又是鲁迅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他留在国内作用会更大。
种种原因不愿回北京和绍兴
鲁迅的母亲当时住在北京，鲁迅为什么不回北京和母亲团聚呢？
鲁迅原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时候，与母亲鲁瑞、妻子朱安以及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合住在八道湾11号一套三进的大四合院里，一家十几口加上佣人将近20人住在一起，生活安定平静。后来因为家务纠纷，加上周作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谗言污蔑鲁迅，致使兄弟失和。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向鲁迅递交了绝交信，鲁迅被迫与母亲、妻子搬出八道湾，先是赁房居住，后来又买了位于西三条胡同21号的一套小院。鲁迅南下后，母亲和朱安一直住在这里。
鲁迅一家（木版画）
西三条胡同21号有三间北房，东西各两小间厢房，三间南房。南房是客厅兼藏书房；北房当中是饭厅，东西两间分别是母亲和朱安的卧房。鲁迅住在北房堂屋后面接出的一间小屋里，不和妻子住在一起。朱安是包办婚姻的产物，鲁迅虽然对其以礼相待，却没有夫妻之情，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由于弟弟周作人以及原配朱安的原因，鲁迅不愿回北京定居。但鲁迅是个孝子，一直牵挂着老母亲，他到上海后曾两次回北平探望，并且都是住在西三条21号家里。母亲喜欢读张恨水小说，鲁迅经常买了寄上，1934年5月16日，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鲁迅去世后，母亲非常伤心。1936年10月22日，鲁迅好友孙伏园到北平拜谒老太太，鲁瑞对他说：“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后来孙伏园在《哭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听老太太这些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80，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
至于鲁迅没有回故乡绍兴居住，原因非常简单，鲁迅不喜欢这里。鲁迅年纪很小时，祖父周介孚就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后来鲁迅父亲又长期患病，家境衰落，作为长子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受尽了店铺伙计和族人的欺辱。因为这些缘故，鲁迅对故乡感情非常淡漠，外出做事后极少回乡，更不用说回去定居了。
鲁迅最终选择了上海
1927年4月21日，鲁迅正式辞去中山大学教职。辞职后的鲁迅有了大块空闲时间，在许广平协助下，他在寓所整理了《野草》《朝花夕拾》《而已集》和《唐宋传奇集》等著作。完成时已是初秋，经过几个月的考虑，鲁迅决定和许广平一起到上海去。
鲁迅一家
鲁迅对上海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他和许广平的爱情之花就是在这里绽放的。1926年8月26曰，鲁迅、许广平告别北京南下上海，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后来两人在此分手，鲁迅到厦门大学执教，许广平回到故乡广东发展自己的事业。
鲁迅决定去上海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三弟周建人，好友孙伏园、孙福熙和林语堂都在这里，有熟悉的亲人和朋友相伴，思想上可以得到慰藉，生活上也能有所照应。
当然，鲁迅选择上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座城市的自由和包容。当鲁迅还与许广平恋爱时，就曾设计过自己以后的道路：“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
事实证明，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九年间，一没做官，二不经商，三不教书，完完全全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作家，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也在这期间达到了顶峰。
学者陈丹青对鲁迅研究颇深，曾出版过一本名为《笑谈大先生》的演讲集。陈丹青认为鲁迅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的租界，民国年间有租界的城市很多，天津、武汉都有，但这些城市的氛围和空气都不能满足鲁迅，只有上海的租界，才是最佳的选择，这样“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陈丹青的意思很明显，当时只有上海才是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和现代规模的大都市，上海特别是上海租界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包容的文化才最适宜鲁迅生存。事实上鲁迅自己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在临终前曾筹划搬家，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了搬家的条件：“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1936年10月11日《鲁迅日记》也有记载：“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
正是由于上海的包容、开放和自由，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才得以开花结果。毋庸讳言，由于鲁迅早有家室，且与许广平又是师生关系，所以这段恋情遭到所谓正人君子们的鄙夷和非议。1927年10月初，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头几天，他们寓居在共和旅馆；10月18日上午，移入北四川路景云里23号，正式公开同居。
1929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结晶问世，鲁迅为其取名“海婴”，意即“上海出生的孩子”。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葬于万国公墓。几十年后，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序言中如此写道：“记得鲁迅初葬的那块碑，字体拙朴，笔锋转折竟有鲁迅手书的圆润而内敛。谁写的呢，动问海婴，原来竟是他七岁丧父时，由母亲扶持着，一字一字亲手写成的。”
鲁迅选择了上海，上海接纳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