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崛起的几个关键人物?秦国开国元勋一、【武安君白起】虽然不是秦国的开国元勋，但是，他的功劳非常重大，正是因为他消灭了六国的众多有生力量，王翦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帮助秦王消灭六国，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秦国崛起的几个关键人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秦国崛起的几个关键人物
秦国开国元勋
一、【武安君白起】虽然不是秦国的开国元勋，但是，他的功劳非常重大，正是因为他消灭了六国的众多有生力量，王翦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帮助秦王消灭六国。
白起的战功：
白起指挥许多重要战役。大破楚军，攻入郢都，迫使楚国迁都，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伊阙之战又歼灭韩魏24万联军，彻底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长平一战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敌战先例。大小70余战，没有败绩，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升到封武安君，六国闻白起胆寒。
长平之战共杀人四十五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二万，攻韩于陉城斩首五万，共一百余万，这是白起的一张极不完全的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据二分之一，后因和秦昭襄王在是否再次攻赵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被王龁取而代之，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白起的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战国时期战争发展的水平。白起用兵，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然后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对敌人发起进攻。如伊阙之战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鄢郢之战中的掏心战术，并附以水攻；华阳之战长途奔袭。长平之战以佯败诱敌，使其脱离既设阵地，尔后分割包围战术，歼敌45万，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战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围歼战。其规模之大、战果之辉煌，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长平之战也反映了战争自身发展概貌。
白起之死：
长平之战，白起大破赵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战后，白起准备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破赵国。可是从秦国传来的却是退兵的命令。原来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话，以秦兵暴师日久，应当让士卒休整为由，允许韩、赵割地求和。范雎本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说客，长平大胜使他心生嫉妒，怕灭赵之后，白起威重功高，使自己无法擅权便以巧言断送了白起宏伟的军事图谋。白起因此与范雎有隙。
可是秦国罢兵后，赵国不但不愿意献城反而展开了连齐抗秦的活动。秦昭王遂又命白起统兵攻赵，但遭到白起的拒绝。白起认为秦国已经失去了有利的战机，不宜再次出兵。暴怒的秦昭王却不懂得战机稍纵即逝的道理，于秦昭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派五大夫王陵率兵攻打邯郸，结果秦军攻势受阻，将卒多有伤亡。秦昭王再次任命白起统兵，但白起认为此次必难成功，遂托病不行。范雎此时用私党郑安平代替白起，不出所料伤亡惨重且主将郑安平率两万军队降赵。孤注一掷的秦昭王亲临白府对白起说：“你就是躺在担架上也要为寡人出战。”熟知兵家之道的白起已看出残局无法收拾，坦诚劝秦昭王撤兵，等待新战机。昭王不听，反认为白起有意刁难，加之范雎乘机进谗。于是下令削去白起所有封号爵位，贬为士伍，并强令他迁出咸阳。
白起由于病体不便，白起并未立即启程。三月后，秦军战败消息不断从邯郸传来，昭王更迁怒白起，命他即刻动身不得逗留。白起只得带病上路，行至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北处），秦昭王与范雎商议，以为白起迟迟不肯奉命，“其意怏怏不服，有余言”，派使者赐剑命其自刎。白起引剑自杀。时为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十一月。另有一说白起抗命不遵原因是：白起深知自己如果再次引兵攻赵换来的将是赵国全国的抵抗。因为长平之后赵国深恨白起，所以昭王再次攻赵时，白起应该是最不适合当统帅的人选。
二、【武成侯王翦】战国七雄，除了韩国之外的五国之所以能灭，王翦功不可没。尤其是秦楚最后一战，王翦六十万大军中与消灭了六国残存的最后一点实力。
王翦的战功：最早记载王翦的战役是发生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当时，王翦率军攻打赵的阏与，
王翦领军只十八天，便令军中不满百石的校尉回家，并从原军队的十人中选出两人留在军中，结果所留下来的都是军中精锐。王翦就用这支士气很高的精锐部队攻下了阏与，同时一并攻取了赵的九座城邑。秦王政十八年（前229），王翦从郡上发兵，下井陉，与杨端和军两军呼应。准备一举攻灭赵国。结果遇上了赵国的名将李牧，相持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无法得胜，情况很不乐观。于是秦军用反间计，使赵王杀了李牧。李牧死后，王翦势如破竹前行，大败赵军，并杀了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东阳，俘虏赵王迁，赵国原来的各处土地入为秦地，成为秦郡。
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荆轲失败后。秦王政利用这个机会，派王翦领军攻燕国。燕王喜和代王嘉联合抵抗秦军，燕代联军由燕国的太子丹统领，最后在送别荆轲的易水河边兵败。王翦乘势攻取了燕都城蓟，取了太子丹的首级。燕王喜逃到了辽东，燕国也名存实亡了。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王派王翦儿子王贲攻楚，大败楚兵。然后王贲军迅速北上，进攻魏国，最后用黄河、大沟水淹大梁城，城尽毁。魏王投降。接着王贲又平定了魏国各地，设魏地东面为砀郡。
秦王政二十一年，建议以60万大军攻楚，未被秦王采纳。后因秦军失利，秦王政请王翦复出。二十三年，王翦率60万秦军攻楚，进军至平舆(今届河南)，大败楚军。二十四年，灭亡楚国。
在灭楚后第二年，王翦军继续南征百越。平定了江南，降服越君，江南地置为会稽郡。而此时，王翦之子王贲，他与李信也攻取了辽东，俘虏燕王喜，燕亡。又攻代，俘虏代王嘉。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王贲攻入齐都临淄，虏齐王建，六国中最后的齐国也灭亡。齐亡后，秦统一了中国。这当中除了韩之外其他五国全是他们父子俩搞定的。这样的功劳在中国历史的千百年中也属难得的。
后人对王翦的评价：
王翦给人的映象是一员智将，在伐楚之时，用请求赏赐田地来消除秦王的疑心，并成为一个典故，王翦请田由此而来。王翦请田也就成了明哲保身的代名词。从王翦率六十万秦军伐楚攻百越直到班师回朝，秦王都不曾表示过怀疑。实属难得。王翦的安逸终老与白起的不得善终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翦虽然足智多谋，但不能助秦建德。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太史公曾说王翦虽被秦王尊为师，但是不能辅佐秦的统治者建立德政，以巩固国家的统治。他辛辛苦苦帮秦打回来的江山仅历二世就烟消云散，这和秦的暴虐是分不开的，王翦被尊为帝师，可以说没有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他死后不久，农民起义的烈火就燃遍大江南北。而最后其孙王离兵败被杀，也和王翦的过错的是不能分隔的。这也印证了一句老话，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也正是因为这样，王翦也只能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留芳后世，而称不上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
三、【名将李信】汉代“飞将军”李广的祖先。
李信的战功：秦王政命王翦统帅伐燕。二十一年（前226），李信率领先遣部队最先抵达易水河畔，轻骑突进大败燕太子丹，迫使丹逃入蓟城坚守，不久王翦率大军抵达并攻克燕都蓟，燕王和太子丹退保辽东，秦将李信紧追不舍。代王嘉致信燕王喜，说道：“秦军之所以追得这么紧，是想得到太子丹。如果大王能杀了太子丹献给秦王，燕国就能保住。”太子丹逃到衍水（今辽宁太子河）上，燕王派人斩了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李信、王贲并没有停止进攻。二十五年（前222），李信随秦将王贲攻取辽东，俘燕王喜，燕国灭亡。李信领功。
最大的败笔：秦国横扫六国，势如破竹，灭韩、赵、魏三国，数破楚军，燕王逃亡被灭。秦始皇欲灭楚，倾心于年少壮勇的秦将李信，认为他贤能果敢。李信曾领兵数千，追击燕太子丹至衍水，终破燕军虏获太子丹。秦始皇曾问李信欲破楚，须多少人马？李信表示二十万即可。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道：“非六十万不可。”始皇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史记·王翦白起列传》)于是派李信及蒙武将兵二十万南伐楚。王翦因秦王不用其话，就托病辞官，归频阳养老。这时的秦军在李信的率领下攻平与(今河南平与北)，蒙武攻寝丘(今安徽临泉)，大破楚军。李信又乘胜攻鄢、郢，均破之。于是引兵向西与蒙武军会师城父(今河南平顶山市北)。项燕率领的楚军乘机积蓄力量，尾随秦军三天三夜，终于大破李信军队，攻下两个营垒，杀死七名都尉，秦兵败逃。后王翦率60万大兵破楚。
失败的原因：此次李信攻楚，大败而归，被世人诟病，说是年轻气盛，轻敌妄为等等。其实其中另有内情。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他的行军路线。先是向南攻平与，在河南今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然后向北攻鄢，在河南许昌鄢陵县，然后向东南攻郢，指郢陈，在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最后向西到城父，在河南省平顶山市。而此时，鄢、郢、城父，都是秦国的地盘，并非楚国的属地。其中原因，田余庆先生曾经分析过，最后结论是，正当李信和蒙武所统领的秦军在郢陈的南部和东南部大败楚军，准备乘胜进攻楚国的首都寿春，一举攻灭楚国的时候，身在郢陈的昌平君起兵反秦，攻占了郢陈，切断了李信军的后路，使攻楚的秦军陷于前后受敌的苦境。于是，李信军不得不停止攻楚，回师进攻郢陈，结果被楚军前后夹击，大败而归。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考古发掘出的两封秦军士兵的家书竹简，只证明了昌平君在那一年叛乱，但并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田余庆先生的推测。从史记正文来看，如果主要责任不在于李信，秦王自然没必要更换统帅，更不必亲自去请当时已经告老还乡的王翦。
四、【蒙氏家族】将军蒙骜、蒙武、蒙恬、蒙毅。蒙骜是后来有名的将领蒙恬的祖父，蒙武是蒙恬的父亲，俩人都战死沙场。
蒙骜的战功：秦昭王时自齐入秦。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蒙骜为秦将，率师伐韩，夺取中原要地成皋、荥阳，置三川郡。三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等地，取三十七城；又攻占赵重镇晋阳，合置太原郡。秦王政三年，领兵攻韩，取十三城。前247年，蒙骜率军东向攻魏。屡败魏兵，后被魏公子信陵君率联军击败。五年，秦闻魏公子死，使蒙骜攻魏，取二十城，置东郡，使秦国土与齐相接，对韩、魏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因屡立战功，官至上卿。秦王政七年，蒙骜卒。其子蒙武、孙蒙恬均为秦国名将。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蒙骜奉秦庄襄王命进攻韩国，韩国割让成皋和巩给秦国，秦国设立三川郡，秦国的疆界到达了魏国的都城大梁。另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此战之后，秦国获得成皋和荥阳。秦国在此建立了三川郡。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48年率军进攻赵国，平定太原。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带兵攻打魏国，攻克了高都和汲。
同年，率军进攻赵国，攻占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而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 (“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此役发生在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二年)。
公元前246年(秦庄襄王四年)在河外和信陵君率领的燕、赵、韩、楚、魏五国联军作战失利，被迫退回秦国。据记载，当时秦国不断的进攻魏国，魏国赦免并召回因窃符救赵事件而流亡在赵国的信陵君，信陵君因此组织了五国联军对抗秦军。显然在此之前蒙骜应该在率领军队进攻魏国。
蒙武的战功：《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灭楚过程则为：公元前224王翦、蒙武带兵攻击楚国，击破楚军俘虏楚王负刍 ，占领了从陈到平舆的广大地区，短暂灭楚。秦始皇到郢、陈一带视察。
蒙武然后的事迹就很少了，相对于父辈和子辈，蒙武的名气的确小了很多。最大的功绩也就是帮助王翦攻破荆楚。
【大将蒙恬】
蒙恬的战功：大一统的中国刚刚缔造的时候，蒙恬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开国功臣应得的荣华，而是肩负着更艰巨的使命——北定匈奴。公元前221年，蒙恬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正当咸阳城里欢庆胜利的时候，秦国北部边境传来匈奴频繁骚扰并大举南侵的消息。匈奴军队杀人放火，抢劫牲畜财物，边疆人民苦不堪言。这时，秦国刚刚统一，人心思定，军民厌战。蒙恬不顾连年征战的辛劳，接受命令“北逐戎狄”，收复河套一带。
面对匈奴的挑衅，秦始皇选择了蒙恬领兵出征。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青年时代的蒙恬长年在北方边境守卫，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这是那些长年征战中原的老将们所不能比的。其二，蒙恬是秦军里最富有进攻精神和野战能力的将领，秦朝其他将领打的多是中原地区的攻坚战，对于塞北草原上与匈奴的野战并无多少经验。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能征善战的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边关。扎下大营后，他一边派人侦察敌情，一边亲自翻山越岭察看地形。第一次交战，就杀得匈奴人仰马翻，溃散草原。公元前214年的春天，又爆发了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蒙恬跟匈奴人在黄河以北，进行了几场战争，匈奴主力受重创。最后匈奴人被彻底打败，向无限的北边逃窜。史书上记载：匈奴人向北(逃窜)七百多余里。蒙恬并没有辜负众望，一战定河套，打得匈奴魂飞魄散。贾谊也曾形容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正是对河套战役功业的称赞。后来中原再次大乱时，匈奴却不敢深入汉境，这不能不说与此战有很大关系。
蒙恬的影响：三军将士得知将军死后，都感其贤达明良，怀愤含泪。他们用战袍撩土将其葬于绥德城西大理河川，遂形成现在的小山丘，与扶苏墓遥遥相望。朝霜墓尘，默默传神，犹似当年将帅精诚团结，共同御敌，宁死不屈之状。有诗赞云：“春草离离墓道浸，千年塞下此冤沉。生前造就笔干枝，难写孤臣一片心。”
蒙恬之死，直接导致了一个结局，就是30万秦军彻底溃败，30万秦军溃败了之后，秦帝国的灭亡事实也就注定了。所以这就是蒙恬作为一个将领，其不可或缺地位的体现。他死了之后，帝国事实上就少了一个很大的依靠，少了一根很大的支柱。
大将蒙恬，“大”字首先来自大谋大略。当时的“蒙恬”二字，可以令狂放不羁的匈奴闻风丧胆，乃至于只要有蒙恬在，“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抱怨”。这是何等的神气，何等的威风。
其次，大将蒙恬，“大”字也来自大武大勇。《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蒙恬在临终前曾说：“吾先人及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虽囚击其势足以背叛，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主也。”从这段并不难懂的古文中我们可以明白，蒙恬甘心一死，既不是因为无能怯懦，也不是因为昏昏噩噩、忠奸善恶不分，而是来自他的侠肝义胆、坦荡胸襟，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所以，大将蒙恬的“大”字还来自非凡的品质。大将蒙恬，“大”字是一种大气、豪气、勇气，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可贵品质。
上卿蒙毅：蒙毅是蒙恬的弟弟，蒙氏三代都是秦国的大将，而蒙毅却是文官，位至上卿。秦始皇十分信任蒙氏兄弟，常以蒙毅内谋。朝中的大臣都不敢与蒙氏兄弟争宠。当年赵高还是中车府令的时候，犯了大罪，秦始皇让蒙毅审理。蒙毅依法判赵高死罪，但秦始皇却以赵高为人机敏的原因侥恕了他。此后，赵高便记恨于蒙毅。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到会稽巡游时，在琅邪路上病倒。于是便派蒙毅回咸阳向山川之神祈祷。但去后不久，秦始皇便在沙丘病死了。当蒙毅返回时，赵高怂恿胡亥把正在代州的蒙毅捉起。子婴进谏，胡亥不听，派人到代州把蒙毅杀死。同年，其兄蒙恬亦被杀。
丞相李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李斯的功绩：废封建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像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秦始皇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天下一统，应实行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统一度量衡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修驰道、车同轨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杀韩非、焚书、篡改圣旨）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李斯的恶名：
妒杀韩非
正当李斯步步高升的时候，秦王却十分喜爱韩非的才华。韩非和李斯是同学，他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学问比李斯大得多。韩非因说话口吃，不善辩说，但善于著述。韩非回到韩国以后，看到韩国太弱，多次上书献策，但都未能被采纳。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李斯知道韩非的本事比自己大，害怕秦王重用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韩非到秦国以后，又得罪了姚贾。姚贾为秦国立过功，深得秦王的重用，被任命为上卿。韩非却向秦王说，姚贾出身不高贵，当过大盗，在赵国做官时被赶跑了，认为用这样的人是很不应该的，使得秦王很扫兴。事后秦王又向姚贾问起韩非，姚贾当然不会讲韩非的好话。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没有办法，只好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从此以后，李斯没有对手，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秦王统一六国出谋划策了。郡县制与焚书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东到大海，南达岭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内蒙古、辽东的空前的大一统国家。秦王，这时已称为秦始皇了。为了巩固这个统一的国家，李斯也是做了一定贡献的。 （另有一说，李斯一直想将韩非留在秦国，等秦灭韩之后再为秦国所用。但由于韩非之书《韩非子》对于帝王之术、统治之术的分析过于透彻，导致秦王赵政对其才华感到恐惧，加上韩非的三条不利于秦国发展的建议、姚贾的陷害，使秦王政将韩非下狱拷打。李斯实心欲救韩非，曾帮韩非呈韩非绝笔之作《初见秦》于秦王政，无奈秦王政铁心欲除韩非。后秦王政以韩非书中《八经》之三中除“阴奸”之术施于韩非：令李斯去处理韩非一案（结合之前所言即让李斯杀死韩非），嫁祸于李斯，从而不背骂名。李斯无奈，只得从命而下毒于韩非饮食，使韩非暴毙而亡。）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群臣聚集在咸阳宫称颂秦始皇时，博士淳于越很不知趣，向秦始皇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齐国陈恒、晋国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天下能长久的，没有听说过。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现在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现在的一些儒生总讲古代如何如何好，这是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制定的法令，那是相当残苛的。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敢再谈论诗书者“弃市”（指在闹市区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称为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指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皆受刑，称为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后三十日仍不烧者，黥(意为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潦上墨为“城旦”（一种刑罚，输边筑长城四年）。有想学习法令的，要以吏为师。
这次焚书的原因，是由于讨论是否分封的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主张分封还是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了秦始皇长久统治打算，他们并无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造成焚书的结局，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是以法家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也是以法家治国的。在他当皇帝的九年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建立中央专制政权，划定全国疆域，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等，对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为秦始皇出谋划策，是不利于秦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因此，善于领会秦始皇意图的李斯，为了打击儒家势力，巩固统一政权，提出了上述焚书的主张，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和批准。于是，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有四百六十余人因此被坑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虽然后世称此事为“坑儒”，但其实被坑杀的是术士，与儒生无关。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已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但自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赵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李斯的结局：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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