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自竹简易为缣帛，缣帛进而为纸，皆由手写，传钞至难。隋、唐雕板术兴，至宋且有活字排印之法，自是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故自宋以降，吾国学术乃迥然与先唐异趣。扬榷而言，则印刷之影响后世有四利，亦有四弊：
一曰：学者易于求书，故博雅胜于曩哲（宋元大儒无不渊博，下逮有清，考证学之跨越前人，莫不以此）。然自印板行后，得书甚便，学者易流于卤莽，虽博涉过于前人，而精密远不逮古。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后之论者，谓记诵之精，宋不如唐，唐不如汉，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其弊一矣。
二曰：古籍易于刊布，故散佚减于往代。然书经多刻，讹舛日滋，刻书者既不精雠对，校书者又任意轻改，古书面目，转失其真。卢文弨尝言“所见九经小字本，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讹误益多，其弊二矣。
三曰：书册易于传布，故著述盛于昔日。然自此开著书简易之路，甚且转相剽窃，恬不知羞，故自唐以下，纂辑之业多，而创造之功少。胡应麟尝谓“得宋、明以下书万卷，不能当三代之一”。非徒尊古卑今，亦以所载有虚实繁简之不同耳。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著述日卑，其弊三矣。
四曰：文辞易于属稿，故篇什富于前时。然刊布过于捷便，故文之繁冗芜蔓亦特甚。章学诚尝言“古人文辞简严，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良由书写艰难，取足达意而止，非第不屑为冗长，且亦无暇为冗长也。人情于所轻便，易于恣放，亦其常耳”。以此知印刷愈便，而文辞益冗，其弊四矣。
大氐一物之兴，无能全美，福来而祸倚，利至则弊生，世间万事，靡不皆然。印刷术盛行之后，为利甚溥，而流弊转多于昔，此固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然考论学术升降之故者，要不可不明于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