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某一天，一堆秦淮河上的妓女将脂粉气带入了神圣的教堂，在这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城最为肃杀落魄的一个月，十三个妓女和一个美国神父的的故事梗概就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南京教堂中展开，这就是严歌苓的作品《金陵十三钗》。
这部作品在广义上的定义是小说，但是实际上，我更愿意将这部作品称之为一部悲怆的个人传记或者说是对于一段杀戮悲惨历史的记录，而实际上，严歌苓的这本著作也并非全部凭空构造，而是有着完整的故事原型——可以说，《金陵十三钗》几乎全部是建立在美国人魏特琳的日记的故事体系上。
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后来衍生出了《金陵十三钗》这样优秀的人文作品的《魏特琳日记》，将作者作为一个异乡人客观公众的所见所闻全部展示在了所有读者的面前，在这一作用的前提下，《金陵十三钗》的可读性也在水涨船高。
作者魏特琳本人是当时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务长，作为当时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秦淮妓女的身份也算得上是有云泥之别，而实际上的事实真相也不如小说《金陵十三钗》中描述的那样悲壮，至少妓女们也并非全部都是心甘情愿的，现实生活中，她们的英勇献身更多是因为魏特琳本人的劝导。
但是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艺术之所以被称之为艺术，就意味着艺术本身更加高于生活，不同于生活，严歌苓在自己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很大程度的保留了妓女们的世俗，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笔下的人物角色以灵魂的灵活性，比之现实，小说中的十三钗们似乎更加具有国人爱看的“英雄情结”。与现实相比，妓女们未必见得更加高尚，但是诚然要显得更加深明大义一些，这也是严歌苓本人对故事情节本身的巧妙润色。
严歌苓以自己本身极其富有技巧性和感染力的文字，很是生动地描述了妓女们在面对这些困难和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从容以及绝对恐慌，既跳脱出了原有的日记框架，又在文学感染力上进行了着重渲染，使得这个本来就已经足够触目惊心的历史镜头变得更加残忍和直观，而严歌苓本人创造《金陵十三钗》的意图也再次表现出来——人性善恶，究竟要以什么来定义？
对立的阶级特征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妓女们在秦淮河沿岸的花船上拥簇出了一个独特的生活空间，秦淮河变成了这座城市最标志的景点，也是最令人谈之色变的地方。那些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实际上是人们唾弃现实和逃避理想的角落。比起“秦淮河”这个较为风雅的称呼，似乎称这里为销金窟更加合适，富人穷人都在这里醉生梦死，这里也是整个南京最肮脏的所在。
而秦淮河妓女们的千姿百媚是与花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花舟上，她们才存活的有意义，一旦离开了散落在南京城内的花舟，她们卑微的社会地位立刻显露出来。诚然，无论在哪个城市，妓女们都是最卑劣的存在，当南京的大门被炮火轰开的时候 ，秦淮河妓女也逃不脱这样颠沛流离的命运。
以女主角赵玉墨为首的妓女在炮火的追赶下不得不四处逃窜，很可惜的是，在花舟上的恩爱都是逢场作戏，并没有哪个昔日缠绵的恩客愿意接手这样的麻烦，仓皇逃窜之下，受到保护的威尔逊教堂成了最后的避难所。
没有丝毫意外的，神父不愿意接受她们，因为即使他生活在宗教正义和慈善原则下，这样一群妇女对教会的纯洁性构依然成了威胁。诚然，神父与妓女本就是对立的两个等级，一个神圣无比，一个肮脏得令人恶心。而从一开始，严歌苓就注重在自己的文字中打造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天堂和抵御、高尚和卑劣。似乎在这个时候，书中的人物都已经有了完全清楚的定位划分，妓女们是肮脏，神父和学生们是圣洁。
肮脏和圣洁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个体和概念，赵玉墨和学生们也是如此对立的两个等级，即使在后来被神父破格无奈之下允许进入教堂避难后，妓女们身上存在的那些俗气和卑劣依然没有半分收敛。似乎在这些妓女的身上没有道德可言——她们多半是几岁便流落风尘的女人，一辈子未曾被怜香惜玉过，对待学生们，她们的情绪是复杂的。
妓女们既羡慕学生们的，她们如此养尊处优而自由，也是厌恶学生的，这是一种来源于阶级不同的生理性厌恶，就如同她们已经熟知自己会被学生瞧不起和批判一样，在学生们面前，妓女有着十足十的自我保护的状态。
另一方面，从她们进入教堂的那一刻起，她们和女学生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对抗。对食物和水的竞争、对安全的威胁、低下的地位和道德价值观都让女学生们对妓女们更加厌恶。这些学生多半饱读诗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们对她们的道德优越感充满信心，因此在这种暂时的和平下，她们错误的将妓女们当成了自己的敌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妓女们加以评判和侮辱。
然而，她们似乎也没有想到自己对于赵玉墨的诋毁并没有换来她们意料之中的气急败坏，甚至从头到尾，赵玉墨的姿态始终是不卑不亢的，展现地优雅且知性，进入教堂后立刻换上素色旗袍和白色毛衣，在女学生的地盘上主动清除灰尘的气味。
赵玉墨并非全然没有道德感，甚至已经落魄至此的时候，赵玉墨依然以最优雅的姿态维持着自己虚假的高傲，这是妓女阶级唯一的尊严表现，以至于她自己也明白自己在这些人中毫无道德感可言，因此敢于自嘲，恰恰衬托出了女孩们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便是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的一个意念收拢点——阶级对抗的体现。
道德感的衡量在阶级对抗中，女学生们始终忽略了一点——背景。在战争的背景下，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妓女们，都只有一个目的，活下去，而女学生们乐此不疲地站在道德高地制裁妓女们，而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战争的恐怖首先表现在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女性而言，这意味着任何身份都是失效的，在面对暴力时“人人平等”。
这使女学生们感到羞耻、厌恶、不甘心，甚至对自己从知识分子降到和秦淮河的窑姐们一个阶级而深感焦虑。她躲在黑暗中，企图用所有恶毒的言语甚至倾吐烟灰来报复这些揭示了隐藏真相的妓女们，以保证她们之间的区别和阶级是依然存在的，但是这样不仅毫无用处，甚至只会显得女学生们的幼稚和无能。
然而无论如何逃避，战争终究还是降临了，日本士兵第一次试图进入教堂时，神父用一辆旧福特车暂时拯救了教堂，虽然 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安全不会持续太久。这时，女学生们第一次感到，在真正的敌人面前，地下仓库躲藏着的那些妓女的低劣和丑陋已经不复存在了。从那时起，这两类女性之间的界限就慢慢消失了，道德感的衡量中。双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生存。
道德感在全书中实际上是一个贯穿了全文的存在，从神父的角度来看，妓女们的出现，首先威胁到他个人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本来神父的责任只是保证女孩子们的安全，但是当妓女和女学生们彼此之间的道德感消退下来以后，两种职业的女性都毫无疑问地变成了命运共同体，因此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他妓女们，将保护女性的道德感作为他的神职和宗教职责的一部分，并尽其所能维持教会的生活，以他的仁慈和权威，使其保持暂时的井然有序。
然而，当涉及到生死抉择时，这种保护仍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日本人找到了女学生的住处，并再次闯入教堂，道德感再次开始在神父的心中起到一个衡量的作用，他终于开始面对一个巨大的人生选择，这一次，没有人能够再次糊弄过去，因为这一次日本人要的是活着的女人。
在生死的恐惧面前，一切道德感和阶级对抗都已经算不了什么，能做的选择只有三个，一个是交出女学生，一个是交出妓女，还有一个是一同赴死。然而无论妓女们最终是否选择牺牲自己去换取女学生的安全，结果多半都是被交出去。
原因也是真实而残酷的，神父这个角色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女学生，保护妓女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道德感已经不再起到衡量的作用，所以实际上《金陵十三钗》妓女献身的真相是已经在她们做出决定之前就被神父规划好了的。只是他仅存的道德感让他始终无法对妓女们说出这些话，因为这些话背后的意义已经非常的明了和清楚——这是一场自杀式的交换。
面对生死，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但是当神父面临道德和生命各占天平一端的的困境时，他尊重他人生命的宗教信仰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当他走上通往地堡的楼梯时，似乎楼梯就是整个人道主义困境。他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交出妓女就等于“杀人”，即使这是一种名义上的“保护”行为，但是实际上依然是一命换一命的交易。
赵玉墨的决定及时出现，结束了神父对人性的精神拷问。当她主动提出代替那个女学生的位置时，神父松了一口气，这标志着道德界限的彻底突破。这既是对女学生轻蔑的一种残酷的反驳，也是对牧师的一种温柔的救赎。
在遭受了各种不平等的蔑视之后，他们选择了以一种骄傲的姿态死去。妓女们的一切都足以使鄙视他们的人感到羞愧。包括女学生们都是如此，因此，实际上，这是一种道德感的衡量和精神上的抉择，严歌苓在此提到的妓女们的道德感都是如此。
另外值得在《金陵十三钗》中探讨的一点是关于人性的对立和所谓的人之本性。神父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始终是高尚的，甚至于最后他将妓女们交给日本人的时候，似乎这种行为也都是为了保持他保护女学生的初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加以什么样的理由去粉饰，这始终都是一种杀人的行为。
而妓女们本身是肮脏的性工作从事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实际上她们在整个避难的时间段里，都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到最后还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拯救了女学生，那么该如何去定性这些秦淮河的妓女呢？同样的，女学生们在本质上代表的是高知分子，是上流社会的人才，但是她们做出来的事情却不是美好的，她们鄙视妓女、谩骂妓女，最后却被肮脏的妓女所拯救，这本身也是一种非常戏剧化的行为。
不管《金陵十三钗》的设定是为了见证一种怎么样的人性或者是一种道德观念，不得不承认的是，《金陵十三钗》依旧是严歌苓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笔之精妙，就精妙在严歌苓对于大是大非的明朗和小是小非的模糊界定，不论国人内里如何，在面对外寇时，各个阶级的人们始终是能够紧紧地聚拢在一起的，这本身就足以体现一种恰如其分的精神和信仰，也正是严歌苓写这本书最大的主题——团结与对和平的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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