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20世纪，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风雨飘摇，外来侵略不断升级，民变暴动迭起，南方起义运动不断冲击旧的统治秩序。清政府也开始着手变革，推行新政，实行“预备立宪”。然而枝节性的改造并不能缓解根本性的阶级矛盾，反而激起各阶层民众更强烈的反抗。全国革命的势头，在这样的形势下迅猛发展。
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清廷封闭已久的王朝门户。随着中国战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清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本利合计9.8亿两，每年需要摊付赔偿额达2900万两。一方面是巨额的战争赔款，另一方面是猛增的军费开支，仅就当时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军费而言，就需要各省摊派320万两。
除此之外，对于海军的建设，也需要各省分摊海军开办费283.5万两。由于清朝政府的赔款与大量的军费，造成了财政上的开支恶性膨胀。到1911年时，清朝政府在财政上的赤字累计高达3.76亿两。
巨大的经济负担，清政府选择以增加赋税的方式解决。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尤其是以直隶地区作为京畿重地，赋税更加的繁重，这其中包括了田税、旗租、厘金、省内公债、牙税、军费警费、徭役、胥吏中饱等繁重税目。
“田赋之暗增加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兵差的出现，让人民更加痛苦。“需索无厌，追比甚于催租”，以至于“闾阎被累，十室九空”。百姓为赋税所累甚重，已至水深火热之境。
滦州位于燕山南麓滦河西岸，自然条件优渥，农业兴盛，曾是冀东富庶之地，在县志中多有记载滦州的富庶之景。而在清朝末年的滦州，却丝毫没有富庶的景象。滦州粮仓之谷，“仓谷不是变卖挪用，便是充作军饷。堂堂一州，颗粒无备”，加之天灾频发，据县志记载，自1871-1911年间，滦州自然灾害达45次之多。其中水灾达19次之多，地震，旱灾，蝗灾，瘟疫频发。
“夏大旱，麦多枯死”、“大疫，人死甚重”、“大雨雹，形如鸡卵。”严重的灾祸导致农业歉收，缺粮问题更加明显。当时的滦州已经严重的缺粮，县志上就这样记载到“农民其食皆以粥，粟不春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甚至每杂糠杂食之。”农民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进入工矿企业的工人的情况也不甚乐观。
开平煤矿工人每天工作时长达16个小时之多，而工资只有1吊多。而宣统年间，大量白银流入，导致银贵钱贱，且铸币越发单薄，物价也上涨，因而一吊钱的购买力实在有限。当时的滦州其实是当时全国形势的一个缩影，原本富庶的，且是交通要道的滦州尚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全国景象。
鲍威尔在他的著作《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提到：“清朝统治的最后三年，人们看到一个无能的政权正在绝望的力图阻止历史的潮流；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政治腐朽、经济衰退、财政困窘、人口过剩等无法解决的难题累积而成的。水旱饥荒、自然灾害这类皇朝将亡的不祥之兆也不断出现。
外国的侵凌加上日益加剧的内部问题，带来了帝制的末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能，民不聊生，饱受屈辱。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存亡之道，一场大的社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反清斗争不断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统治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各类反抗清政府统治的活动频发。
自1901到1910年，全国自发的反清斗争达到1000次，仅1910年就达到了266次。滦州所在的冀东地区，各种民间的抵抗清廷运动层出不穷。义和团被镇压后，遵化义和团领袖邱德顺、赵振等隐匿卢龙、遵化一带，聚众千人、大旗不倒。滦州东邻昌黎县自我组织联庄会，目的在于抵制均摊赔款。
热河马贼长期在迁安、卢龙地区活动，专门抢掠官府，次数甚多。宣统三年，滦州北邻迁安知县与县自治会董事胡某赴冷口稽查户口，索取供应，又以摊派自治费为名，勒令村民缴纳捐款，各村村民群起反抗，将董事家中门窗器皿捣毁一空。
在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下，残酷的统治让人民生活不堪重负，很多老百姓扯旗上山当了土匪。据滦州县志记载，“国家多事，地方不宁；频年丧乱，盗匪满山”。
原为安定之地的滦州，也慢慢成为“乱州”。反清运动的兴起，也使官府对于人民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民众的思想也日益开化。